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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科学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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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1917.11.22——2008.3.6)辽宁沈阳人,籍贯天津,第四纪地质学、环境地质学家。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1968年于贵阳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欧亚科学院院士。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刘东生毕生从事地球科学研究,平息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近60年从事地学研究中,在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科学研究领域中,特别是黄士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创立了黄士学,带领中国第四纪研究和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跻身于世界领先行列。

近代以来,在科学救国、科学富国、科学强国的道路上,行进着许许多多的中国科技人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从少年时代怀揣科学梦想开始,一生都在探索科学真理,让科学知识为祖国服务,为祖国争光。他的中国黄土研究成果,让境外同行顶礼膜拜。

——题记

少年壮志

童年、少年时期

刘东生1917年11月22日诞生于辽宁沈阳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刘福瑞(字辑五,1894-1974)幼年丧母,由姐姐抚养长大,早年由天津闯关东,先到大连,而后由大连到沈阳皇姑屯,在铁路上谋得一份工作。当时的京奉铁路从机务段长、工程师到车站站长基本上都是英国人,铁路由英国人进行管理,站方希望所有铁路员工都能学习一些英语,会英语者,工作上涨新升职都要优先些。刘福瑞生性好学,他在工作中兢就业业,边钻研业务,边悉心学习英语,几年间,工作成绩优异,很快由普通员工升任皇姑屯车站的副站长。

刘东生的母亲赵白直(1897-1983)是位勤劳温良的家庭妇女。她虽然文化不高,家境也不是很宽裕,但与丈夫刘辑五却有着共识,那就是关心孩子的教育,勉尽全力要供孩子读书,希望把他培养成有文化,有出息的人。

到刘东生该上学的年龄,父亲刘福瑞经多方奔走联系,把他送进了奉天省立第二小学。奉天二小的小学校长姓郭,这是一位热忱于教育事业,且极具爱国情怀的人。奉天二小旁边,有一-所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名叫“寻常小学”,其时日本的教育较为先进,学校的设施非常好,还有室内运动场。郭校长嘴上不说,但心里装着一样东西:他不愿自己的学校落在日本人之下。他发奋努力,在教学、学生成绩等各个方面要与“寻常小学”一较高下。平时,他常常不忘鼓励同学们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学习。

而刘东生的班主任林老师,也是一位非常富有才华和爱国热情的先生。林老师年轻时,曾被俄国人抓去做过劳工,在俄国人那里吃过很多苦头。他知道不少日俄战争的故事,时常跟同学们讲这些故事,讲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和造成的巨大祸害。对孩子们进行爱国爱家、强身御侮的言传身教。林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常在宣纸上写下励志的条幅,装裱起来挂在教室里,如“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写下了抗金英雄岳飞的名言:“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则国可以兴”等等。

正是在郭、林等师长的谆谆教诲下,刘东生的心智日渐开启,他懂得了为什么要发奋读书的道理,在做什么人的问题上,也有了自己的范式,他要学习做郭校长、林老师那样人格高尚,知识丰富,于国家有用的人。

有一天,放学回来,刘东生和几位同学一起路过日本小学的门口,那学校里有日本的学生戴着面罩在练习刺杀,叫声连天,非常刺耳。同学们看到他们那得意张狂的样子都非常气愤,受到不小的刺激。有人忍不住冲着一位同行的朝鲜同学喊道“亡国奴!”其时,朝鲜正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那朝鲜同学被骂,立时面色苍白,掩面痛哭。这件事给了刘东生很大的刺激,他想,要想不做亡国奴,只有使自己真正站立起来、国家强大起来。

皇姑屯事件

一天深夜,一声猛烈的爆炸声惊醒了沉睡中的刘东生和他的一家人。爆炸瞬间天摇地动,随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家人惊恐不安地爬起来,不知是什么样的灾祸临门。

那一天,是1928年6月4日。紧张不安地挨到清晨,刘东生想去上学,可听说路被炸断,不能进城了。很快,消息传来,昨夜一列火车厢被炸了,奉系军阀的首领、“安国军大元帅”、“东北王”张作霖被炸死。这就是当时“皇姑屯事件”。

爆炸地在英国人管理的京奉(今沈山)铁路与日本控制的南满(今哈大)铁路相交的路口。这两条铁路在皇姑屯通沈阳城的老道口呈立体交叉。南满铁路桥平时就有日军巡逻,不让百姓到上面去。刘福瑞发现这几天列车班次突然增多了,调度锁繁;南满铁路也戒备森严,日兵巡逻更加频繁。他感觉情况有些反常,心中有种不祥之感,没想到不祥的预感这么快就应验了。在皇姑屯刘东生家附近的列车大修厂,刘东生亲眼看见了那节被炸得稀烂的车厢,那正是供张作霖专乘的列车车厢。张的列车曾是昔日题慈禧太后的专列“花车”。现在这节车厢被炸得只剩下了破碎的底盘。据说与张作霖同在车厢内的他的随从、副官、姨太等多人也非死即伤。显见爆炸制造者处心积虑,作案手法专业。刘东生从大人们的议论和分析中,得知这是日本人犯下的罪行。后来的事实证明,皇姑屯爆炸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东北,蓄谋已久,精心策划并实施的阴谋杀人事件。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东北的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租地、移民等要求。日本的强霸行径,激起了东北人民强烈不满和反抗,9月4日沈阳两万多人上大街进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田中内阁的口号。在全国人民反日浪潮的冲击下,基于民族意识,张作霖拒绝了日本当局的强横要求。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因此对张恨之人骨,最终不惜以暗杀明谋除掉了本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大军阀张作霖,其旨在制造事端,打击东北军,进而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刘东生时年已经11岁,他经历了当时中国人屈辱的一幕幕史事。皇姑屯的爆炸,使年少的刘东生开始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在他的心中种下了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种子。他发愤立志,要学好本事,今后做实实在在的利国之事来报效国家。

择校南开,初明志向

1929年,刘东生从奉天省立二小毕业。父亲为了让他打下传统文化课程较为厚实的底子,特地将他送到皇姑屯一位很有名气的私熟老师的学馆,在那里学了半年中国古文。学馆的先生李彬清知识丰富,新、旧学贯通,不但教中国古代文学,讲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而且数学课也教得很好。刘东生跟他学习半年,对古代汉语、中国古典文学有了很多的了解,古文知识大为长进。他在李先生门下学的第一篇课文,是唐代诗人、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滕王阁序》。刘东生非常喜欢这篇古文,这篇文章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思想与励志的名言,影响到他的一生,在他日后艰苦卓绝的人生旅途中,时时激励和框范着他的思想言行。那段时期,刘东生除了白天在李先生的学馆跟他习古文外,晚上还要到另一处补习英语的学校上两小时的英文课。白天的古文,艰深、难懂、难记,要不断认记生词生字,理解文意;还要背通课文,枯燥、烦絮、累人。但方才12岁的刘东生因有志向在胸,对此全无畏惧,他抖擞精神,白天认真学习古文,下课及时完成作业,吃了晚饭立即提着马灯,赶往英语补习班去上英语课。

这段时日的学习,为年少的刘东生开启了较为广阔的视野和求知之门。作为日后的自然科学家,具备广博的知识、兴趣与广泛的爱好是绝对必需的。刘东生,在小学时期就练起了扎实的“童子功”。

稍长,刘东生迎来了人生最初的抉择。少年时期,学业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关乎到人一生的走向。这种抉择初时可说是懵懂的,但实质却包含着某种憧憬、理想、志趣与追求,预示着人将要前行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欧美的现代医学是非常先进的,日本奋力向欧美学习,医学也非常发达。医生的职业,被视为高尚与体面的职业,在社会上普遍受人尊重并受到青睐。因此,中国较大城市中青少年学子在就学时,不少人想步人医学。沈阳当时有一家日本人办的医科大学很有名气,叫“南满医科大学”,大学还附属有一个“南满中学”。这所大学及附属中学教学的资质、环境、设备诸种条件都很优越,对许多少年学生还是有着不小吸引力的。而刘东生班上一位同学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就开办了一家医院,业绩很不错,一直都引得同学们羡慕、议论。刘东生的祖父和伯伯都从事过医药行业的工作,刘东生对此也曾有过向往。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其在东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使他极为反感并有着一种天然的抗拒思想。他有一定条件考人南满中学,但他不愿进人日本的学校,对其决然拒之。

正值此时,父亲刘辑五的一位同事金先生,向他们宣传介绍了一所中国的名校:由前清翰林严修创办的天津南开中学。金先生正是南开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与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南开同班同学。他介绍说严修先生曾是贵州的督学,他具有很新的思想,主张新学,倡导思想与学术的自由。还自己出资资助南开中学的贫困学生到国外留学。听了金先生介绍,刘辑五父子俩都觉不错,刘东升遂在父亲的支持下参考南开中学并顺利过关入学。

1933年秋,刘东生进人南开中学学习。南开中学是当年全中国最好的新兴学校,校园美丽、庄严,建筑非常宏伟,有很大的运动场地,跑道、球场,教学楼内设备齐全,还有先进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等等。能到这样的学校学习,刘东生十分欣慰、自豪,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就学机会与环境。

刘东生非常敬仰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先生和主持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先生。进人南开以后,他得知,现在这所现代化的中学最初只是一个只有5名学生的家学馆,由严修老先生一手创办。严修先生器重张伯苓先生,认定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将他请到自己的学馆,赋予全权,与之共同兴起新学。张伯苓先生是民初杰出的教育家。他出身于天津一个书香之家,自幼聪颖过人,13岁即考人北洋水师学堂,受教于严复,18岁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中日甲午故争后,张伯苓曾于海军“通济”舰上服役。当时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通济舰曾准备前往威海卫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的港口,却又在第二天被租给英国,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种种懦弱,令他深觉屈辱,内心悲愤。于是他转而思考并投身教育救国。张伯苓先生受聘于严修后,他们共同考察教育,未几便把学馆改成了新兴的南开中学,学校规模不断增大,学生人数迅速增至1000多人。而在张伯苓43岁时,更进一步建立了南开大学,并以“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创立了文、理、商三个学院。至1932年,南开已成具有学生3000多名,包括了矿学院、经济研究所、化工研究所及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等机构的国内著名学府。

刘东生受到张校长的报国赤心、人格力量、治学风范的耳濡目染,学着张校长的做人行事,对南开的校训谨萦于怀,积极准备着为国家的振兴投人自己的心力。

为此,刘东生一方面在学习上奋发努力,争取各科的优良成绩,他博览群书,大量储备吸收知识;一方面意识到要有坚强的体魄今后方能有体力,有精力从事报效国家的工作。因此他积极锻炼身体,参加了学校资深游泳好手董景纯组织的“海鸥游泳队”,每日只要有时间便勤学苦练。学校没有游泳池,刘东生便和游泳队的同学们到学校附近田土中砖瓦窑取土挖出来的大水坑中进行训练,没有教练,他便努力寻找资料,细心观看揣摸游泳好手的游姿动作,下了许多苦功夫,终于学会了蛙泳、自由泳和侧泳、仰泳等,击水中流,四季不断,锻炼出一身漂亮的肌肉、健强的体魄和一身好泳技。那时为了了解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状况及有关信息,刘东生常约上同学,到一家卖旧报的小店“淘宝”。如美国的《洛杉矶日报》,这些外报多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到天津港的货轮,成摞的报纸原是用于轮船压仓的。上面常有极其珍贵的体育运动及信息的资料。刘东生们搜罗来这些报纸,如获至宝,他们看遍报纸,从中找出有用的信息、图片,剪贴收藏,细细研究、学习。1933年秋,刘东生代表学校到南京参加了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他的刻苦锻炼使他登上了人生之旅的一个峰岭。

刘东生在南开这所著名的中学学习了整7年。他重读了一个高中一年级,原因是因为在参加全运会期间饮用了含有病菌的水源,罹致伤寒,住院治疗了很长时间,耽误了学业。

在学校期间,他还以满腔爱国热忱参加了学校和同学们历次抗日救亡的活动。

1931年秋,刘东生正上初中二年级。他的家乡沈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军悍然占领了沈阳,随即,大好东北瞬间沦陷。刘东生悲愤难抑,他和同学们剪短头发,臂戴黑纱,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参加抵制日货的抗争。1932年,日寇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锴率军英勇抗敌;1933年,日寇侵占热河,宋哲元、何柱国等中国将士洒血抗敌;1935年河北省政府为培训青年抗日后备力量开展的军训。在这些抗日效国的高潮活动中,作为学子的刘东生都不遗余力地参与工作,以可能的方式支援前线,发动群众,忘我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从沦陷区到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这一天,刘东生正好坐在从天津到北平的火车上。那时他刚从南开中学高中毕业。他的家,也搬到了北平石驸马大街。上午约11点,车到丰台,突然停下。因为没有进站,也不能下车,乘客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忽听传来消息:卢沟桥那边开战了,日本人发动了战争。刘东生望窗外,忽见许多身着黄色军服的士兵,猫着腰从车旁跑过。刘东生一下看出,那正是日本军队。因为日军的军服为黄色,中国军队的军服是灰色。他感到头轰然一声胀大了。外面一片混乱,火车一直停到午夜才开动,到北平家里,已是后半夜了。刘东生在家的半个多月时间,全家人甚至整个北平城的人终日都惶惶不安。多方打听时局消息,到7月底方知,中、日两国军队一直在北平附近激战,国军29军副军长佟麟阁、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等将军都在南苑拒敌的激战中阵亡。尔后是29军军长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

北平被日军占领了。刘东生悲且愤,无奈自己一家与万千同胞一样开始颠沛流离。他与母亲、妹妹、两个弟弟、堂姐和众多难民一起搭乘难民列车避走天津,在英租界租了间房子暂住下来。兵荒马乱的年头,一家人不知怎样才能把日子过下去。

有天,刘东生在街头碰到了自己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童遐龄,互诉近况,刘东生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说正准备到南方去。他说父亲在上海,听说现在上海也在打仗,还不知父亲消息,心里放不下。童遐龄叫刘东生到他家去住,说家在法租界,有地方住。童遐龄家是江西人,他的父母为江西同乡办了一所小学校,名“江西小学”。童家是个梨园世家,童遐龄的妹妹童芷龄后来成为著名京剧青衣,弟弟童寿龄也成为京剧演员,最小的弟弟童祥龄当时还小,后来也走上了京剧舞台,是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扮演者。童家父母当时正在南方搭班唱戏,七七事变后南方也战火纷飞,回不了上海。童家只有奶奶和一个堂兄、一个堂妹,家中有空房。童遐龄邀刘东生去他家住,说他们二人可以到江西小学去教书。刘东生遂与童一起去江西小学当老师。那时难民多,要入学的孩子也多,加之他们教书认真负责,很快他们的班级学生就满额了。

1938年7月,在江西小学教了一年书以后,刘东生应同学之邀前往昆明,原在南开中学的一些熟识的老同学纷纷动员他到那里去。昆明抗战时是祖国的大后方,当时为保护学子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一齐撤往大西南,先是在湖南长沙组合为“国立临时大学”,遂又迁往昆明,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学校里,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同学们还告诉他,凡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都可以免考进人西南联大。

在去昆明之前,刘东生转道香港,去看望父亲。他的父亲那时已到香港谋了一份职业。父亲告诉他,自己的一位朋友愿意资助他到美国留学。而目还为他办好了去美国的护照。但刘东生婉谢了爸爸和他朋友这样的安排。他认为,国难当头,同学们有的在前方与敌战斗,有的在后方为抗战出力,有的在为国家的未来读书,都在尽着为国家的本分,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呢?况在国内一流大学学有专长,到需要时再出去深造也无不可啊。他在香港停留了两个星期,安慰好父亲,毅然买了船票,取道越南西贡,经河内、老街再入国境云南,经河口、蒙自到达昆明。自此,刘东生以南开中学毕业生的身份获免考进入了西南联大。

在学校专业的选择上,刘东生开始报的是机械系。他到香港时,父亲一再叮嘱他学习机械,因为父亲长期在铁路上工作,常年和机器、机车打交道,跟机械有很深的感情。但刘东生见南开众多的同学都报了地质专业,且同学黄振威给他讲了不少地质方面的知识,力劝他也学习地质。刘东生被说动了,向校方申请转系。通过管学生事务的叶公超教授,他得以转到地质地理气象系地质专业,开始了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地质专业的同班同学中,陈梦熊、郝诒纯、马杏垣、谷德振、顾知微、穆恩之、韩德馨等,在日后都成为地质科学的大家。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相当艰苦,学校设施较为简陋。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中国营造学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教授及夫人林徽因呕心沥血,多次修改建校方案,终于设计建造好当时很有规模的西南联大校舍。计有房屋95栋,包括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图书馆、食堂和学生宿舍。建筑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然而,西南联大却汇集了全中国的精英,有着强大的师资阵容。有170多名教授、副教授,这些教授大多是在欧美留学归来的硕士、博士。如周培源、陈省身、华罗庚、闻一多、钱钟书等大师级人物。学校把三所名校的精神、理念、宗旨都继承下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学术自由,民主办学,反对抱残守缺,专制独裁。为学子们提供了抗期间最好的学习机会和环境。

抗战时期,时局尽管很艰难,但西南联大还是坚持以全面、高质量的教学运转。师生们牢记联大校训“刚毅坚卓”,以这种精神激励师生,为国家而兴教育、奋学习。地质专业第一年开的基础课有语文(国文)、历史、英语、数学,而授课的教授则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培常等名师,学习内容则更丰富,包括天文、地理、地质、生物、文艺、法律、政治,经济等等。

刘东生最初上的地质基础课是“普通地质学”,他选择听谭锡畴教授的课,谭教授知识丰富,讲课生动,引人入胜。刘东生非常崇敬他。

刘东生更喜欢跟随地质老师袁复礼教授到野外实习。袁复礼教授学识丰富,见闻广博,他给学生们讲了许多在外考察的经历,这些生动有趣的故事常令刘东生感叹遐思,把他的志趣引导到终身不倦的地质科学上。

刘东生进人西南联大后第一个暑期,他和一帮同学乘小火车到昆明东南面的宜良游览,临时居于一个名“可保村”的车站附近的温泉旅馆。那里有个很深的湖泊叫“阳宗海”,水很清澈,适合游泳。刘东生在那里每天上午阅读英文版《地质学》的影印本,随身还带了英汉字典,不认识的词,就查字典,问同学,认认真真,到暑期结束时,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大进,以致读其他英文书籍也觉十分顺畅,不怎么费力了。

1940年夏,随地质地理气象系主任孙云铸教授野外考察的刘东生,认识了比他高两班的同学徐熤坚。徐煜坚思想较为成熟,野外工作的经验也较丰富。他常跟刘东生谈及一些外国科学家的故事,对刘东生的思想认识与专业上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此后,他们又同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长期共事。

1938年至1942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也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大后方的昆明,也时常遭到日本军机的轰炸。1938年9月28日,日机飞临昆明,中国空军起飞迎战。日机在小西门昆华师范学校一带投下炸弹,炸毁校舍房屋,其状惨不忍睹。刘东生见一位头天才从天津来到的同学因无处藏身,躲在屋檐下,被炸下的屋瓦砸得脑浆迸裂,当即死亡。他心中充满了对日军的仇恨。那两年,日机不断进犯,学校和昆明市民不断跑防空洞,警报声不时响起。

1941年,幸有美国陈纳德将军率志愿振华的空军队伍“飞虎队”进驻昆明,飞虎队屡屡起飞,英勇迎击来犯日寇,战绩辉煌。至1942年,飞虎队完全拿握了制空权,有效地遏制了日军飞机的进犯。1942年的一天,日机大规模侵犯昆明,有轰炸机,还有不少战斗机护航。飞虎队起飞迎敌。敌我两军在空中殊死格斗,枪炮声、马达声在空中轰鸣,震天动地。激烈的空战,以10多架日机被击落,数架日机狼狈逃离而告终。至此,日机再没敢进犯昆明。

刘东生和许多昆明百姓就拥在屋外观看了这场空战,他和市民们为飞虎队的神勇大声呼喝击节,深受鼓舞。

1942年,刘东生从西南联大毕业。由于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无法工作,只好休息着寻医找药。他在同学朱之杰的引领下,找到了当时昆明最有名的医师王苏宇。王医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又到德国留学,医术很高明。他为人不苟言笑,做事十分严谨,但心地十分善良。他了解到刘东生是西南联大的学子,没有工作。对他非常照顾,悉心为他治病。刘东生亦谨遵医嘱,积极配合治疗,在王医生精心诊治下,经过一段时间细心调养,胃病基本痊愈。

盟军空军招待所与良师昊金鼎

1944年,刘东生离开昆明前往成都。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他只好住在联大同学吴讷孙家。吴的父亲吴蔼宸时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川康特派员。吴父在名片后写了个短简,将他介绍给当时战地服务团的总干事黄仁霖先生,请求他适当安排刘东生的工作。黄即将他介绍给成都空军招待所战地服务团办事处副主任潘小萼,请他办理。潘先拟派刘东生到广汉美军机场去筹建一个招待所,刘东生觉得不合适,未成。后刘东生被派到成都附近的风凰山机场招待所管库房、洗衣房,搞接待登记。在这里,他接触到一位资深考古学家吴金鼎。

吴金鼎其时是空军第二招待所的招待股长,他于1926年就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随李济先生专攻人类学。曾于1928年就参加了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发现了龙山(黑陶)文化的遗存;之后又主持发掘成都西郊王建(王建,“五代十国”之蜀国皇帝)墓,是一位真正的考古学家。只因抗战需要,吴金鼎也顾不得心爱的学术了,他的一位同乡在盟军招待所当主任,招待所需要人手,同乡动员他,他就毅然到招待所来了。

刘东生在空军招待所与吴先生接触期间,经常得到他的引导与指点,吴先生将自己在英国出版的关于龙山文化的著作送给对东生阅读,还常跟刘东生聊起殷墟发掘、甲骨文考古等史事与考古学界的大学者董作宾等。刘东生于此耳濡目染,对考古学产生了很大兴趣。而除了专业、学术与学识对刘东生的影响外,吴金鼎在做人上的高风亮节,也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吴先生常对他说,要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这些教诲,也成为风范,在刘东生身上闪烁了一生。吴金鼎是刘东生求学过程中一位重要的良师益友。

1945年初,刘东生和吴金鼎都被调到成都南面彭家场军用机场。当时德国法西斯即将投降,有大量的盟国空军集结在成都各机场,准备展开对日寇的反攻。刘东生又被调往西安盟军空军招待所,与他敬重的吴先生离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中国军民艰苦的抗战取得伟大的胜利。西安城爆竹声和欢呼声响遏云天。

科学道路上的奋斗

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献身地质事业

抗战胜利后,大批美军飞行员离开西安,空军招待所事务变得稀少,招待所内终日空空荡荡。为盟军服务的工作基本也就结束了。刘东生开始考虑起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大学毕业时,他原想报考经济部的中央地质调查所,那里的工作适合他所学的专业。然而由于他身体不好而未如愿。他得知,自己的一些同学如陈梦熊、罗明远、穆恩之、顾知微等都进入了地质所。刘东生考虑下来,认为自己还是要回归地质科学。他给同学罗明远、顾知微写信,表明了想考入地质所的愿望。顾知微回信,没有表示他是否应该到中央地质所来,认为他可以再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如盟军招待所)做做善后工作,再做一点贡献。罗明远则写信希望他赶快到中央地质所来。不过罗明远告诉他,地质所长李春昱先生近期忙于往南京、北平、沈阳等地接收日伪地质研究机构,李所长返回后,才能处理进人之事。

1946年1月,重庆方面来信,李春昱所长回到重庆北碚,他可以去应考了。刘东生随即从西安(临时住同学家),取道陕西凤县,到凤县黄牛铺看望已在那里居住的父母。阔别8年,战乱中天各一方,爹娘思儿成疾,此番相见,说不尽的相思,道不完的辛苦,两老高兴得老泪纵横。刘东生在凤县陪父母住了几天,由于牵挂着即将开始的入所考试和新的工作,只能好言抚慰二老,辞别爹娘,动身前往重庆。

刘东生乘汽车,经由汉中、四川广元、绵阳、潼南,到达重庆。在重庆一家澡堂里和衣睡了一晚,天亮后乘船到达北碚。上岸后即直奔中央地质调查所。

在中央地质调查所,按照规定,要由老专家对申请入所的人进行考试。对刘东生进行面试的,有古生物地层研究室的尹赞勋主任,有老地质专家黄汲清。他们对刘东生作了很多地学方面的考核,提了许多问题,从毕业论文到实地勘察,如狮子山(昆明附近)主要的地层是什么时代的?河流的侵蚀作用如何?等等。刘东生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实践的心得,一一作答。地质所考试老师十分满意,通过了刘东生的考试。黄汲清教授还送了一本油印的英文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的图书给他作为见面礼。于此,刘东生正式进人了经济部中央地质研究所。

1946年10月,受李春昱所长派遣,刘东生与年轻的地质学家陈梦熊、姜达权,跟随老地质学家侯德封先生到湖北宜昌,勘察拟议中的三峡大坝坝址的地质。

侯德封带他们顺路去武汉看望了中央地质研究所的老测量学家方俊。然后乘车乘船,辗转找到宜昌扬子江三峡水电勘测处。该处主任张昌贤、总工程师黄育贤、副总工程师张光斗热情接待他们,将他们安置在水电勘测处在宜昌峡口南津关的一排空房住宿。并为他们请了一位工人来做饭。他们四人开始了在南津关一带长江两岸峭壁上的地质调查。他们早出晚归,在陡峭的山岩上攀上爬下。长江两岸的山崖上,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纤夫,在那石崖上走出一条条血泪铸出的羊肠小道。刘东生他们在上面行走,亦非常艰难吃力。有一次,他们紧贴崖壁在观察地层,一阵江风吹来,吹掉了侯德封的帽子,大家不由都吓了一跳。侯德封却风趣地拍拍光光的脑瓜,笑笑说:“不碍不碍!”与这样从容风趣的老科学家一起工作,刘东生和两位年轻的同事深感教益,工作上更受鼓舞。

他们顶骄阳,沐风雨,在野外辛苦作业60多天。就连雨天也在野地里工作。在陈梦熊的工作日志上记载着,两个月中,他们有整16天是在雨中进行勘察。就这样,他们制出了南津关穿越长江左右岸的大地质剖面图,因北岸是拟施工地,故对北岸作了详细的大比例地质图,还制作了若干附图。侯德封还画了地质素描。

1947年,三峡地质调查告一段落后,刘东生取得李春昱所长的同意,跟随杨钟健先生学习古脊椎动物化石鉴定。杨钟键教授是老一辈科学家,被称为“三秦才子”。他在古生物尤其是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研究领城享誉世界。杨先生自己做学问十分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刘东生在他的指导下,进行“泥盆纪”鱼类的研究。并帮助杨先生整理从重庆运回南京的80箱国内标本以及外国学者赠送的标本。在杨钟健的指导下,刘东生对南京五通系中的化石,甘肃玉门下惠回铺系的鳕鱼,湖南临丰的鲈形鱼类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刘东生在杨老先生身边耳濡目染,他从杨先生身上感受到一位老科学家工作的极端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成为刘东生日后在学习上与做人上的楷模。

1948年3月,《中国古生物学会讯》创刊,刘东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文章《中国脊椎动物化石之概况》。是年夏,刘东生接到裴文中的邀请函,前往甘肃、青海配合他们做考古工作。他们在早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曾提到的马厂期的冲沟中,发现了一条马门溪龙的腿骨化石。并在那里收购到“齐家期”“马厂期”彩陶罐数十个。尔后,随后到的裴文中前往西宁一线考古调查。其间,裴文中给他讲了许多“北京猿人”的故事,使他受益匪浅。

当年,刘东生获得了地质科学委员会授子的第四届“马以思奖”,这是他从事地质科学工作后获得的第一个奖。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中央地质调查所把所有保护完好的仪器和资料交接与新政权。刘东生为前来参观的中共与解放军领导人陈毅等担任解说。

这一年夏秋,为在南京培训的南下干部讲课,刘东生编写自然科学教材《从猿到人》部分。

1950年初,刘东生与关士聪随侯德封先生到东北,酝酿成立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4月,地质矿产调查总队成立。刘东生与侯德封等即到辽宁清原金铜矿寻找矿藏。9月,东北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结束。侯德封一行返回南京。

1951年初,刘东生随杨钟健先生到北京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北京分所新生代研究室,见到了裴文中、贾兰坡先生。刘东生临时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未久,从山东大学地质系主任何作霖处得到古生物线索,他与杨钟健立即赴山东莱阳考察。他们在莱阳发现了整窝恐龙蛋化石。刘东生撰文《山东莱阳恐龙及蛋化石发现的经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随后,又在莱阳发掘出恐龙头骨及其他骨化石。采集后将之运回北京。恐龙头骨修出来后,发现有一只角,杨钟健将其命名为“青岛棘鼻龙”。

1952年春,刘东生被调到南京一个矿产勘测处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又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道”运动。

秋天,他去北京参加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筹备工作。他在准备会议文件时发现关于第四纪地质研究的文献,遂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年底,他完成了对从莱阳采集回的恐龙、恐龙蛋及狼鳍鱼化石的研究,写成论文《狼翅鱼的分类新法和对于地层划分的意义》在《科学通报》上发表。

年底,刘东生参加新生代研究室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发展方向讨论时,强调“地质路线”,他认为今后的研究,除了传统的解剖、描述、分类以及演化方面的研究外,还应该注重对演化的相关环境的研究。自此,刘东生萌生了从古脊椎动物研究转向的想法。

中国第四纪研究与黄土

1953年初,刘东生受李四光派遣,与徐煜坚到内蒙白云鄂博考察冰川遗迹。春天,与徐煜坚组成白云鄂博铁矿狼山考察队。因徐煜坚生病,刘遂带领队伍到三木代庙,对伟晶岩脉做了详细的地质调查。

1953年冬,刘东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由此,他的科学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于1951年建所南京,同年迁往北京。其前身为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1913年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1953年时地质研究所人不多,所长为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封,在北京沙滩北京大学地质馆办公。这里是中国地质事业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早年是北京大学地质系进行教学和科研的场所,曾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地质专业人才。

1954年初,刚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的刘东生与另一名地质专家陈庆宣被借调到水利部黄河梯级开发的坝址考察队工作。刘东生所在的队考察的是从刘家峡到龙羊峡的流域段,要在这里搞清楚初选坝址的地质情况。黄河上游问道狭窄,岸壁陡峭,水流湍急,考察工作难度很大。有一次一位名叫宋明华的年轻人不小心踩翻了一块虚石,坠落崖下,虽幸未落入河中,但却受了重伤。刘东生和考察队的同事们就终日在这深谷陡坡上攀上爬下。

在龙羊峡考察工作接近尾声时,刘东生接到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的电报,让他赶快结束龙羊峡的工作,到河南三门峡接手新的工作。

刘东生完成手上的工作,即奉令经兰州转赴河南三门峡,在三门峡重要集镇陕县会兴镇(今三门峡市)找到了三门峡第四纪地质综合考察队。这个队,是由侯德封、杨钟健、袁复礼及苏联地质科学家帕夫利诺夫共同发起组织的。

第四纪是地质历史上最新的一个地质时期,是地球环境演化过程中人类出现和现代环境格局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第四纪地球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球气候的大规模冷暖波动,特别是在寒冷时期在地球极地海洋、高纬度陆地和各纬度的高山上出现大规模的冰盖和冰川活动,海平面大幅度下降;暖期时,由于冰盖的大量融化,海平面上升。伴随这种大规模的气候变化而来的,是生态环境的改变和生物界的相应变化。人类的出现是第四纪时期的重要事件。第四纪的科学研究就是探究人类出现的环境条件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即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自然演化的影响等等。侯德封所长是第一个提出在中国搞第四纪研究的科学家。同时,他第一次提出了第四纪地球化学和化学地理等新的概念。同期,帕夫利诺夫教授首次在中国讲授“第四纪地质学”。后来,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则蓬勃开展起第四纪科学的相关教学。

刘东生到三门峡第四纪科考队接触的具体工作,是考察摸清三门峡坝址的第四纪地质状况,为三门峡水利建设,建立大坝而提供地质情况的精准数据。

刘东生所在的科考队,有周明镇、黄万波、胡长康(后来成为夫人),北京地质学院教授杜恒俭及其两位学生刘敏厚、刘欣以及地质部矿产司的徐仁、宋之琛和后来加入的王挺梅、丁梦麟等。这些地质工作者统统住在大帐篷里,工作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

刘东生初到队里,和队员们在三门峡附近踏勘第四纪地质情况。有一天夜晚,雨后的大地一片泥泞,刘东生发现一条沟中透出一排排高高低低的灯光,他感觉纳闷:这样贫困的山沟中怎么会有楼房?他很快判断出这不是楼房。但是什么呢?第一天他早饭也没有吃,一早就奔到现场察看,这才发现,原来这里是上上下下分层错落排列的居然是一些窑洞。昨夜的灯光就是从这些密洞中发出来的。对于一般人来说,知道是什么也就完了,但刘东生考察事物非常仔细,他爬到窑洞门口,一层层坡,一排排窑洞看了个仔细。他发现在每层窑洞的顶部都有一层明显呈红色的深色土壤,与黄土层形成明显的区别,内中还含有结核。刘东生不认识这种土壤,他带回这种土壤的取样,向土壤专家朱显谟请教,从朱教授那里得知这是古土壤。他由此分析出,当地人为什么要将有古土壤的层次做洞顶的原因是因为古土壤比黄土要坚固,不易塌陷;而当地的情况正好证实了这个判断,有几层窑洞,就有几层古土壤,也即几层黄土与古土壤的组合。这次发现,是刘东生研究黄土初期的一个重要收获。

1954年,刘东生受到苏联科学家帕夫利诺夫影响,尝试编制“第四纪地质图”(第四纪沉积物分布图),研究涉及沉积物的成因。当时编制这种图,没有现成的标准、原则与可循的方法与规范,难度相当大。刘东生觉得,科学之路都没有现成的畅通大道可走,要使我们自己的科研向前迈进,只有大胆创新,走自己的路。恰好当时我国相关部门正在编制《中国大自然图集》,刘东提出将中国第四纪地质图纳入这一大图集之中。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地图集编制领导人黄秉维、陈述彭以及具体负责编制事务的苏时雨先生的支持。刘东生等还与来华访问的苏联及东欧的专家切磋讨论,经过长时间艰苦努力,刘东生和他的研究群体终于做出了我国第一张(1: 10000000)第四纪沉积物分布图。

1955年初的一天,刘东生随侯德封所长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等汇报第四纪和黄士的研究工作情况,竺可桢向他们传达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中科院要加强对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研究的指示。在座的苏联土壤学家、中科院顾问柯达夫也向他们指出了水土流失的严重性,还介绍了苏联部分地区防治水土流失的成果与经验。

就在汇报后不久,地质研究所成员参加了中科院组织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这个队规模很大,是个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考察的大队伍。其中包括地理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植物研究所、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还有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大学相关学系等30多个单位的230多人,总领导是竺可桢。综合考察队设有水文、气象、农业、牧业、地质、地貌、植被、经济、水土保持研究等若干专业组。刘东生和他率领的几位年轻同志组成地质组。综合考察队的目标任务,是贯彻周总理关于解决好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问题的指示,通过对黄河中游及黄土高原作地质地貌、环境植被、农林牧业、经济发展等做全面的调查,以做出水土保持的规划。为三门峡水电站和国家建设提供数据。

自1955至1957连续三年,刘东生与综合考察队的同志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宵衣旰食,历尽艰辛,把属于黄土高原范围的山西、陕北、甘肃走了个遍。取得了黄土高原地质、地貌、水文、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取得了极大的科研成果。

在此期间,刘东生有幸与考察队自然组的组长朱显谟一起工作。朱显谟也是一位优秀的地质科学家,他对黄土有很多独到的研究,如黄土颗粒、团粒结构,渗水性质,农业工程物理性质等等。刘东生在与他相处的时日中,向他学到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

自1953年到三门峡科考开始,刘东生就更加频繁地接触到黄土,因为“三门系”地层都是黄士。第四纪的研究,黄土是一个重要部分,所以,他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对黄土的研究。

过去虽然也常接触黄土,但却从来没有专]研究过它。综合考察工作结束后,他选择把黄土作为自己主要研究的对象。作这个选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深感黄土之于群众的生活,即土地、农业、水土保持、作物收成、人民衣食、安居环境等有着生死相依的关系。有一次,他们考察到了山西兴县一个乡村,这里曾是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老区。然而这里人民生活却极为贫困,庄稼常年歉收,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当老乡们知道考察队是来调查水土流失情况,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振兴家园时,对他们非常热情,考察期间大力协助他们开展调查工作,到他们要转移考察点时,大家都恋恋不舍。村里的人们敲锣打鼓,簇拥着他们,相送出村。而村里的老大娘们则迎候在村口,她们每人手提一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她们平日里舍不得吃的鸡蛋、大枣。她们将这些仅有的、盛满了感情与希冀的食品,一把一把硬往队员们兜里塞。村干部们说:“你们来搞水土保持,是来帮助我们庄稼人的,你们太辛苦了!谢谢你们!”

刘东生心中深深铭刻着当时的一幕幕场景。他深受感动,觉得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如果不能为老区的人民做出贡献,那种研究就缺少了意义,

“黄土”在科学研究中的概念,在19世纪初英国地学大师莱伊尔(C.Lyell)的经典著作《地质学原理》之前的地质学文献中就有了。19世纪下半叶,多次到中国考察的法国地质学大师李希霍芬,就曾多次谈到黄土。并最先提出用欧洲的术语Loess来名命中国黄土,把黄土作为一个地质科学中一个地质单元。

那么,“黄土”是什么?“黄土”里有什么?黄士是怎样形成的?黄土和第四纪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研究黄土?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有对黄土的研究,但对黄土的许多问题,如黄土的成因,是“风成”“洪积”“湖积”抑或“坡积”等等的深入研究,不光在中国,在世界科学界也是比较欠缺的。

刘东生一旦确立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就全身心地投入进来。在三门峡科考期间,他每日里早出晚归,背着勘探工具去考察第四纪地层,常常对着三门系黄土剖面凝望沉思,画下图形,做好标记。几年间,他的足迹遍布西北黄土高原、大西南的深山沟整,甚至青藏高原的世界屋脊。他生命中的许多时日,是在艰难的野外考察作业中,在挥汗洒血的辛劳中度过的。

他在土壤学家朱显谟和男几位土壤学家的启发、帮助下,开始在地质所建立起土壤颗粒分析室、矿物分析室、化学分析室和微形态研究室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数据的提取和处理。这些分析室的建立,使得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一举脱离了单纯以肉眼观察的“视觉地质”阶段,使研究工作获得了极大的成效与拓展。

随着对黄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刘东生对黄土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现在科学界都在研究全球变化,而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气候环境变化。黄土中,就深藏着地球千万年来地质与气候变化的信息。全球科学家公认:地球的近代和古气候环境,隐藏在三本“秘籍”之中,一本是深海沉积,一本是南极、格陵兰的“冰盖”,还有一本就是中国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研究对象。

与极地和深海不同的是,黄土高原位于人类过去和正在居住的地球的陆地表面。另外,最近的研究证实,它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历时最长(约2200万年)、最完整的古气候记录的保存者。

中国的黄土高原包含着如此丰富的地球环境信息,而且这本“秘籍”已经被众多科学工作者不断破解出它的秘密,这令中国的地质科学家们深感幸运。刘东生认为,黄土高原还有很多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去诠释。这是一项严肃、深奥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而黄土高原对于科学家,则是非常富于挑战性的研究领域。黄土高原秘密的不断发现,揭示着地球科学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至少在亚洲大陆上是如此。

黄土高原作为大自然打造的三个“近代气候环境档案库”之一,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生活着上亿的人口,他们拥有久远的历史;他们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需要科学;他们需要认识自己在自然界所处的位置,需要了解祖先和自身所经历的复杂的环境演化历史。

刘东生认为,以近代沙尘暴作为黄土形成过程的参照来研究,黄土高原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实验室。黄土的发生和沉降记录表明,黄土高原是一个积累了至少2200万年、可供重建2200万年以来黄士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环境演变历史的“实验室”。这个天然实验室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研究今天干旱化的环境及过去和未来的景象。黄土高原的风尘沉积,黄土和古土壤可以直接指示其物质来源区的干旱化过程,风力搬运的动力学机制;沉积速率、粒度变化等气候指标还可以和其他两本“秘籍”中的章节相对应。它可以告诉我们黄土沉积的时空特征和规律,也就是它自己的“历史”,同时帮助我们解读其他两本“秘籍”。

在对黄土的不断研究考察中。刘东生和他的前辈、学生们,发现了不同黄土带的黄土的物资成分、分布特点、在地层间的关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等等。1955年,他在山西离石调查,在一位当地老农的指引下,在同一块田土的南北两端发现不同质地的黄土,南边的黄土较细,含沙很少,手捏即可成团,老农说作“老黄土”;北边的黄土较粗糙,很散,老农叫它“沙黄士”。老农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的东西,使刘东生大受启发,他感叹老乡能用最朴素直观的总结,道出自然变化最深刻的实质。这田土两端不同的黄土,不就是大自然搬运黄土,黄土沉积的规律性的现象吗?

冬天,刘东生回到北京。当时北京矿业学院正请了一位波兰专家来讲学,这位专家对黄土也有很多研究。他说有一年波兰“天降黄土”,树叶的表面也沾满了黄土,他们把树叶上的黄土做成薄片,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以此对黄土的颗粒、形状等进行研究。刘东生听后专门去拜访。波兰专家告诉了他一些简单的研究方法,并送给他一些相关资料的小册子。刘东生把这项工作交代给新到地质研究室的年轻人朱之海来做。朱之海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工作非常认真细效,他在黄土带上从南到北,每隔一段距离就采集一批土壤标本,共采集了百多件标本,将这些标本做成薄片,进行观察、分析、统计。根据黄土颗粒粗细,结合自己野外观察的记录,在地图上划分出三个大的分带。北边是沙黄土带,土壤较粗;往南,是黄土带,土壤细一些;再住南,黄土越细、越黏,叫“黏黄土带”。实践证明,这三个分带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

这些考察研究,都对黄土的迁移、搬运、沉积、沉降以及在各地的分布与分带规律提供了科学证据。

就在那一时期,西安、洛阳等地在工厂的建设中,建筑工地出现了地质陷落的问题,刘东生和同仁们前往考察,他们调查发现黄土在吸水后易发生不均与的陷落,地质学上把这种情况称为黄土的“湿陷性”。经过进一步的研究,绘制湿陷性黄土的分布图,发现湿陷性黄土都分布于阶地上,不在沟谷中。研究发现,湿陷性黄土基本上都是“马兰黄土”,其地质年龄为十多万年。而在对湿陷性黄土的深入研究中,刘东生们学习科学界的新方法,使用仪器对黄土的微形态进行了显微观察研究,思考的层面进入到了黄土的成岩作用乃至“后生”作用了。对湿陷性黄土的研究与新的发现,不仅是对地学大师李希霍芬黄土“风成”学说的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由于湿陷性黄土的工程物理性质,此项深人研究对国家建设、工农业生产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黄土,从最初浅显的认识,到基于科学的认知与了解,再到对之深入的研究,进而到最终发现它所蕴含的丰富的地质变迁运动、古今气候变化、地球环境的沧桑之变以及对当代世界的影响,刘东生和他的同事们经历了多少认识与理论上的困感,走过了多少艰苦曲折的道路。正是在这几十年锲而不舍的研究中,刘东生为中国向世界推出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他在世界科学界首创了“黄土-古土壤多旋回理论”,以中国黄土与古土壤多次重叠的研究结论,证明了这一现象代表着第四纪气候的多旋回变化。

研究成果震动世界科学界的INQUA会议

1961年8月,刘东生、孙殿卿两人组成了中国代表团,代表中国科学界到波兰参加世界第六届INQUA会议。这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世界第四纪科学会议。INQUA建立于1928年,早期是以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人类文化与环境关系为内容的科学组织。

1936年在奥地利举办的第三届会议上,改名为“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

此前,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李四光,副主任杨钟健、侯德封,以及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尹赞勋全力支持,中国第四纪科学家都参与会议,从出席会议的代表人选,到展示我国科学研究的内容,殚精竭虑,做了多方面的部署安排。

在中国科学家向大会提交什么样的科研成果的问题上,李四光非常慎重,认为面对世界,我国科学家要拿出真正最好的研究成果和论文。中国第四纪委员会经多次开会研究,决定向INQUA大会报告3个方面的科研成果,一是由吴汝康负责的古人类化石研究;再是由孙殿卿负责的冰川研究;三是由刘东生负责的中国黄土研究。

自1954年开始,刘东生就直接领导了对黄土的广泛调查与研究,1958年则更是直接组织领导了对黄土高原北起大青山、狼山,南至秦岭,东起太行山,西到甘肃兰州的10大断面的综合科学考察。这次科考,研究范围之广,测量剖面之多,野外作业的艰辛程度之高可说是在中国前无古人的。刘东生和同事们牵着毛驴,身背野外作业工具,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取得了令科学界惊叹的成果。正是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使中国的黄土成为记录第四纪以来古气候演变的最好的陆相沉积。

刘东生对将要向大会提交的黄土研究报告做了反复的推敲、思考。因为黄土研究中的项目太多了,成果丰硕的也很多,最新的研究,最为世界瞩目且具有世界意义的是什么呢?经反复比较、考虑,和同事们商量,他决定在提交大会的科学论文中论述黄土的成因和地层问题,报告中国黄土地层的层序。根据他们多年踏勘考察黄土剖面的结果,提出中国黄土自老到新的层次,即保德组(三趾马红土)、午城黄土、离石黄土、马兰黄土。这一黄土剖面的层序,反映了黄土整个发育过程。论文中论述黄土的物质成分、颗粒问题、地理分布(戈壁与黄土的关系)、地貌、地层及接触关系;另外还涉及了古土壤与黄土的多旋回与百万年间地球气候变化等问题。

刘东生将这些论文汇报给李四光,李四光将汇报的所有项目逐一认真审核,不断提出问题,如:黄土的第一层有多厚?结构是怎样的?与上下不同层次的土壤有什么不同?色泽有何不同?每层中有无结核与化石……刘东生对每一个问题都依据考察和研究的结果详细地做出回答。李四光听了汇报后,又与刘东生们仔细探讨了地层划分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他自己的一些见解。

李四光建议,以最好的黄土剖面对“老黄土”进行地层划分和命名,如上面的新黄土(马兰黄土)代表上更新统(Q3),它下面的老黄土分两部分,上面的叫“离石黄土”,代表中更新统(Q2),下面的叫“午城黄土”,代表下更新统(Q1)。

李四光先生对科学问题如此精道、深人细微的探索精神,刘东生倍感钦敬。多次的汇报和讨论,使刘东生看到李四光先生作为老科学家的精神当中闪闪发光的思想品质。根据李四光先生的意见,他与张宗祜先生对提交大会的论文又作了做一步的完善修改。

在INQUA大会上,刘东生宣读了他们的论文《中国的黄土》,详述了关于黄土的若干研究新成果。他还首次提出了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的见解。他的报告引起与会科学家极大的关注与兴趣。英国学者,黄土研究专家Ian Smalley在2006年回忆追述当时的情况时说:“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黄土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他第一次证实了中国黄土地层的奇迹……山西午城一个120米厚的黄土剖面有17层古土壤,表明第四纪至少有17次气候变化旋回。要知道,那时候国际第四纪学术界都信奉Penck和Bruckner阿尔卑斯的4次气候变化(Gunz, Mindel, Riss和Wurm冰期)的模式,而中国的记录给出了第四纪气候变化更为复杂的图景。中国第四纪黄土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而孙殿卿做的第四纪冰川的研究报告,也得到了与会科学家们的热烈反响。他们共同把中国科学家的研究与贡献再次推向了世界。

随着对黄土研究的日益深入,刘东生和他的团队对黄土的认识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东生与他的团队、合作者、学生们做出了许多成果。这些饱含地质科学工作者心血的成果为世界地质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世界意义。在《黄河中游第四纪地质调查报告》(1962年出版)、《黄河中游黄土》(1964年12月出版)、《中国的黄土堆积》(1965年出版)、《黄土的物质结构和成分》(1966年7月出版)《第四纪地质问题》(1964年5月出版)等典籍以及由刘东生们撰写、编印的大量的相关论文中,总结出中外地质科学家六次破译黄土高原的密码,即:1.红色土地层的建立; 2.古土壤层的发现;3.古地磁研究的发现; 4.冬季风和夏季风的标志;5.米兰柯维奇周期的启示;6.青藏高原让风吹干了亚洲大陆。

这些关于黄土的经典论著,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黄土不同层次的性状、成因、迁移、沉积的奥秘;黄土中隐藏着的地球250万年的地质变迁和气候历史。“中国黄土”通过1961年INQUA会议声名远播,获得了世界的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刘东生与他的同仁们关于黄土颗粒粗细分布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治理黄河下游泥沙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他们关于黄土湿陷性的研究成果,为工厂的选址、工程施工提供了科学的参照。

品格与胸怀

逆境中的坚守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大部分科学家的噩梦也开始了。其风暴之狂烈,令科学家们思之不及,如坠噩梦之中。许多“天之骄子”,国之宝器,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常的工作被停止,正常的生活被打乱,三天两头被批斗,被勒令“向毛主席请罪”,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代。刘东生自然难逃厄运。1966年深秋的一天上午,方才12岁的刘丽和5岁的弟弟忐忑不安地走出家门,眼前的一幕把她们吓呆了:爸爸刘东生头上戴着尖尖的纸糊的高帽子,低垂着头,被单位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帮人押着游院、游街。造反派们挥舞着拳头,高呼着打倒刘东生的口号。两个孩子吓得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刘丽还记得,当时中科院这栋楼的旁边,有一个破烂的小棚子,这就是后来被称作“牛棚”的关押知识分子的地方。这里关了不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科学工作者。爸爸刘东生关在这里,当时除了接受批斗,什么也做不了,每天干些拉石灰拌水泥之类的重体力活。

刘东生的家也被抄了,他多年辛劳积累下的野外作业记录、学术研究文稿连同一些家什,甚至很少的一点存款的存折也被抄走了。他被勒令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

刘东生想不明白,为什么从事科学工作就是反动权威,就是“牛鬼蛇神”?就要被打倒、折磨?但有一点他心里很清楚,科学研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引导人类发展的方向,科研工作是谁也无法阻止也阻止不了的。尽管现在遇到了严冬,但科研绝不能停下来。于是,他想了许多办法,用以对付造反派的压迫,以能够不间断地学习,他留心从当时所能找到的报刊中,从那些报刊的点滴报道的字缝中搜寻来自国内外科研前沿的信息。他悄悄地翻译外国文献,学习英语。为对付造反派,他将英文本子的封面写上“批判用”三个大字。

1968年4月,在刚组建不到两年的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刘东生南开中学的同学也是他的同事,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一室的主任、优秀的科学家李璞在造反派与他的某些学生的残酷批斗中自杀身亡;5月,同所的同事、科学家司幼东先生不堪“文革”凌辱,在自家房间割腕自尽。是年6月,刘东生正与同行在西藏珠穆朗玛峰野外考察,被召回北京,旋即被他的三名学生押送到贵阳。谁知火车刚到贵阳火车站,还没到单位照面,就被直接拉到“春雷广场”让红卫兵批斗。刘东生在那里被拳打脚踢,百般凌辱。尔后被关进“牛棚”隔离起来。

那段时日,他苦苦撑着,接受完批斗回到“牛棚”,晚上凝望星空,苦苦回顾半生追求的价值和所走过的道路,自问从事科学,到底错在何方呢?这条路还能不能继续走,是否还有路可走呢?但是,面对逆境,他把这一切磨难苦楚强压在心底里,有工作,就拼命去干。不久,所里安排他参与并领导“克山病与大骨节病的水土病因考察”课题。刘东生放下个人的一切,积极投入了课题的研究工作。克山病以黑龙江省克山县为典型的发病区命名,是一种由环境因素引起的心脏病。此病易发生心肌坏死,死亡率很高。

1969年春,刘东生等地质科学家会同西安区学院的师生、陕西省地方病防治所的科研人员,来到陕西关中地区的长武、永寿县作疫情调查,了解疫情的分布和发展趋势,制定防疫的措施。医生们为当地百姓体检、诊疗,治病。刘东生他们则来到出现克山病的黄土地区,采集土样,水样,地里作物的样品,进行化学分析。以期从中找出致病因素。

当时,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张保升对陕西的克山病、大骨节病的分布进行过调查分析,他认为这两种病与地貌的关系很大。据调查平原地区这两种病很少见,崎岖的山地丘陵等较多见。刘东生们经过分析发现,病区的土壤、作物样品中镁、铜和硫酸根,较之非病区要偏低。他们认为这种病是因为缺少硫、镁、铜及一些微量元素所致。而刘东生在长期的对黄土的考察研究中,也发现黄土塬上这种病,发病少,塬下的沟谷里发病就较多。这与张保升教授的判断是吻合的,显示出在沟谷等地貌环境下微量元素的流失,是克山病等致病的重要原因。

刘东生和地化所参与课题的同仁们,根据调查分析的结果,提出水土保持、土壤和饮水改良、增加相关的微量元素,在食物中补充硒元素等措施。这些措施在克山病多发地区实施后,果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病情得到了控制,发病率大大降低。在这段时期,刘东生们除了做野外工作,整理科研资料外,还自办了一份科普刊物《环境与健康》。这份刊物。是由刘东生与同事们自己撰稿、自己编辑,自刻蜡纸,手工油印,装订成册,并寄给相关的单位和职工,刘东生在个中付出了大量心血。

家庭生活二三事

刘东生先生活到92岁的高龄。除了孩提时期,他的一生在对知识、对真理与科学的无止境的追求、对地质科学勤奋执着的不懈地深入研究、在旷日连年对荒山野岭的考察与艰难跋涉、在对国家社会与人类进步的无私的奉献中度过。

正如他的老伴、同为科学家的胡长康所说的:刘先生从事地质事业60余年,一生勤奋、刻苦、勇于创新,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为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胡长康在怀念刘东生的文章中,引述刘东生的话说:“我在南开学到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南开培养了我的奉献精神。”刘东生谨记着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老校长张伯苓阐释过这句话的含意“允公允能是尽心为公,努力增能”,不仅要有为公的品德,还要有实现为公的才能。几十年来,刘东生正是忠诚地遵循着校训的宗旨做人、做事。

1955年,刘东生与同在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先生门下的胡长康结为伉俪,他们志同道合,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携手共进。然由于地质科学家的特殊工作性质,他们不时要分开进行不同的工作,诸如长年累月的野外考察作业,出差参加学术会议、交流考察、为赶任务、论文,埋头于图书馆实验室等等。加之1968年至1979年刘东生调贵阳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离开北京的家整11年,他们一家老少聚少离多,两人都把个人的精力,心血花在了事业上。

一个地质科学家的奉献,除了他们自身的精力、体力,付出超人的辛劳,往往还要牺牲出自己家庭本应有的幸福,

刘东生的女儿刘丽回忆,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忙,她从出生起直到10岁一直住在爷爷奶奶家,由奶奶爷爷照顾。爸爸常常出差,就是在京工作也只在是周末回家看看。“文革”时期,刘东生远在贵阳,家里两个孩子只能跟妈妈在一块,十来年时间,刘东生只是出差北京时,断续回来过,住几天又走了。虽然爸爸常给她们写写信,过问生活,鼓励学习,但由于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太少,以至于她们对爸爸都感到非常生疏。十年后刘东生调回北京,刘丽却又下乡插队,未几又出国学习去了。刘丽在纪念爸爸的文章中写道:爸爸工作的严谨认真,过去只是看到报上写的和听到地质所的叔叔阿姨们讲的,直到1997年爸爸80岁时到夏威夷来看望她们,才亲身体会到。“这是他工作了50多年以来第一次休假。我们非常高兴地盼着爸爸妈妈的到来,尤其是伊文还特意制订了带姥爷和阿婆去游玩的计划。但当爸爸来了以后,他却马上联系上了夏威夷大学地质系的范宝峰教授、海洋生物系的李远辉教授。范教授在地质系给爸爸找了一间办公室,爸爸在家休息了两天后,便到夏威夷大学‘上班’去了,而且是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比夏威夷大学的正式教授还准时。”

有一天,在家待不住,总想做点什么工作的刘东生兴致勃勃地告诉刘丽:明天他要和范教授到夏威夷岛去考察。刘丽当时以为是一般的参观,有人陪同,也就没太担心。事后见到范教授,范先生告诉她说:“刘老先生身体真棒啊!我们在火山熔岩上面走了将近10个小时,我这六十来岁的小老头儿和二十多岁的学生们都累得要命,而他一位80岁的老先生,还能兴致勃勃地采集标本呢。”刘丽写道:“当时我并没有亲身体会,只是笑笑。十年后,当我带着我的学生们来到爸爸当年考察的地方,见到那黑漆漆、凹凸不平、粗糙坚硬,一望无际的熔岩时,真令我震撼、目瞪口呆。当时我不到50岁,只在上面走了40分钟就感到腿酸、脚胀了,有十几岁的高中生摔倒了,有的不小心将脚夹在了岩熔缝隙里,有三十几岁的年轻教师只在路边站着,却不愿到熔岩上面走走。当时我心里真是佩服爸爸,当年他从这里回到家,只是激动地给我们看他亲自从流动状的熔岩上取回的标本,竟然一句累都没说,更没有告诉我在火山熔岩上面走有那么难。”刘丽还写道:“他还嘱咐我说:‘一定要带学生们去考察火山,否则就失去了到夏威夷的意义了。’”

那一年,80高龄的刘东生在夏威夷住了三个月,但他与其说是探亲休假,莫如说是在异国他乡进行了更深入、同样有其价值的工作。他到许多与自己研究相关的地方进行考察、学习、阅读,与同行交流。三个月中,只是在儿子刘强带着孙孙专程到夏威夷看他的时候,刘强才和姐姐一道,把他从“办公室”拉出来,一家人作了一次“环岛旅游”、这是在刘丽和刘强姐弟出国二十年后,全家人第一次团聚在一起。全家老小都十分愉快。但也就是这样难得的日子,在举家出去旅游的过程中,刘东生也忘不了一路察看着地形地貌,一边兴致勃勃给一家人讲着他们并不太懂的地质问题。

说起刘东生工作与生活的态度,儿子刘强说了这么一件事。

1976年7月27日,在贵阳工作的刘东生出差回到北京,住在家里。当晚深夜,即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大地突然猛烈颤料起来,一时间天旋地转。地震了,地震发生于河北唐山,北京市波及强烈,大地与建筑剧烈晃动了四五分钟。居民楼的人们惊恐万状,孩子们哭喊成片。刘东生知道是地震了,他虽高度紧张,但却显得比较镇定,一边安慰妻子和孩子,叫他们不要惊慌,一边迅速移到门边,手扶门框,站稳了,招呼孩子们都站到他那里去,以此保护他们。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大院的人们都住在单位搭建的临时地震棚里,许多人无所事事,每天以打牌聊天打发日子。而刘东生则心事浩茫,每天夜里他就搬个马扎,坐到大院13号楼的门口去,那里有盏路灯,刘东生就借着那里微弱的灯光看书或写东西。

这就是刘东生!儿女们叙述的二三事,其实就是他投身科学大半生生活的常态,终日里不知疲倦地工作、学习、思考,为公,忘我,甚至顾不上家人。

海洋般的胸怀

作为世界级大科学家,刘东生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他有着博大精深的知识和学养、独到敏锐的学术眼光、百折不挠,顽强坚韧的意志品质;二、他有着善良正直、虚怀若谷、尊重他人、团结同志、善交朋友,组织能力超强的人格魅力。

刘东生在一生的科学探索实践中,无数次与人合作,研究科学重大课题,取得许多惠及世界的重大成果。刘东生在这些协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科学家的襟怀、才智,他与人合作的真诚,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尊重爱惜人才,善于团结自己身边所有科研人员共同奋斗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这一切,他的学生们以及与他共事的同仁,都有着深刻的感受。

在综合科考队考察期间,刘东生与队中的土壤学家们在工作上有许多交集,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都扩展了自己的知识与研究的领域。刘东生与朱显谟等土壤科学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55年6月,著名的土壤学家、北京农山大学教授李连捷特意委托刘东生,让他担任1953后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土壤研究生石元春的副导师,带领他在综合考察队中结合科考工作实践,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

刘东生欣然领命,带着石元春在山西西部跋山涉水,进行野生外考察,刘东生提着地质锤,背着采集样品的帆布包,汗流浃背,身上盐渍白花花一片片。他们顶着酷暑骄阳,在山间攀上爬下,日行数十公里,刘东生一路观察着地形地貌,对黄土剖面进行测试、填图、记录数据,一面跟石元春讲解相关知识。需要的时候,他竟攀爬上一二十米高的黄土峭壁进行采样、勘察。直到获得满意的踏勘结果。这样以身作则的示范,使石元春感动不已,他在这样的实习考察中,不光在学识、专业知识的层面和毕业论文的准备上有了很大的收获提高,而更重要的是,他从刘东生等科学工作者身上,看到并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崇高理想与信念的追求与执着,他们那忘我的工作精神,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求实寻真的心性品格。

石元春在李连捷、刘东生的指导帮助下,有了野外工作的实践和切身体会,这对于他日后从事的科研工作和自身进步是极好的开端。他于考察结束后,完成了华业论文《晋西黄土及其生成》并于1956年夏从学校毕业,留校当了教师,井山此走上了科学研究道路。1957年春,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成立,刘东生当选为委员、秘书长。委员会筹划组织了中国“第一届第四纪学术讨论会”。其间,对东生还专门安排石元春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石元春和论文都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重要决议,要为有贡献的中国科学家立传。中国科协成立了相应的编纂机构,由钱三强担任总编纂,刘东生在总编纂委员会担任委员,同时还担任总编纂委员会下另两级编纂委员会的副主任和主编。在收入科学家传记的问题上,刘东生坚持以客观、公正、公平的态度对待每一位科学家,不以瑕掩瑜,充分顾及到科学家工作、才能、贡献的全面的情况,公允地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应编入的一定要偏入。

如武衡院士就是一例。武衡抗战前进人清华大学地理系学习地理。抗战爆发后参加了革命。他曾在陕甘宁边区从事过地质教育,为边区培养地质人才,还在陕甘宁一带寻找过地质矿产。后来因工作需要,转入科研管理部门搞领导工作,对于武衡的立传,学界有争议,有些编委会认为他是“官”,不是科学家,因而拒绝他入传。而刘东生却认为:武衡曾从事科研,而管理本身也是一门科学。又懂专业又懂管理又能领导的人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往往并不比具体在科研岗位上工作的人差。他的这些意见得到编委会的赞同。武衡的传记终被编人《中国科学技术专家略·地理学编·地学卷》第二册。

而对于一些在老科学家手下默默无闻做辅助工作的同志,刘东生也非常关注。他认为,对科学的贡献,不能只看到成就辉煌的大科学家,也要看到许多为科学研究做出了贡献的辅助技术人员。如著名老科学家杨钟健的助手王存义,刘东生在考虑入编者时说:杨钟健是成就很大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但如果没有王存义为杨钟健采集标本、修整标本,把标本上架,杨钟健也不会有这样伟大的成就。因此,他主张写传记要传中有传,也就是在科学家的传记中要涉及相关的科学技术人员。

刘东生是中国科学考察青藏高原的先驱。他参与组织并亲自参与了西夏邦马峰及珠穆朗玛峰的科学考察,对相关的项目进行研究。在“文革”的动乱中,中科院地化所同位素地质研究室在硬件条件极差,科研环境极恶劣的情况下,对珠峰峰顶岩石样品进行相关研究,还为此研究建立了新的方法,探索了新的技术。刘东生作为珠峰资深的科学工作者,从思想到技术,言传身教,尽力支持他们的创新研究,使他们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鉴于第四纪研究室由几位年轻人组成的克山病研究队、矿床地球化学及稀有元素地球化学研究室等科研任务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同位素地质研究室几位青年酝酿创办一个学术期刊,以交流信息,适时发表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刘东生对此大力支持,参与创办并指导办刊。1972年,我国第一份地球化学专业期刊《地球化学》在贵阳问世。刊物首期,发表了珠峰地区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成果。

刘东生虚怀若谷,不论是与前辈、同事还是学生在一起工作,他总是非常尊重别人,先静听别人的意见。听别人谈到新的想法,他总是首先表示肯定,然后,再谈自己的一些意见。从不直截了当否定别人的想法。他对学生、弟子,有一个观点,就是“放手”,放手让他们选择研究方向、项目,放手让他们去做,放手让他们在认识事物中修正观念、结论,放手让他们根据情况建立新的学科和研究对象。他自己则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学生的讨论,适时进行指导。刘东生前后带过几十位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各自的研究方向都不一样,这一方面源于研究的领域太广,如第四纪研究中,仅中国黄士,黄土中存储的古环境、古气候信息等就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做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是刘东生的兴趣太广泛了,他要求自己,同时要求学生们涉及更广泛的领域,有新的发现,提出并探索新的问题。

刘东生为人谦和低调,但非常尊重他人,待人真诚热情,讲究礼节礼貌。这些品格加上他广博的学识和在科学上的造诣,使他充满了令人钦敬并很能亲近的人格魅力。在国内同行中,他有许多亲密合作的同行、忘年交结的朋友,在国外,他也有着许多科学事业上的挚友,如美国的George kukill、加拿大的Nat Rutter、英国的Edward Derbyshire、澳大利亚的Jim Bowler等。这些外国科学家也以成为刘东生的朋友、成为“中国人的朋友”而自豪。与外国朋友的真挚感情,对中国的第四纪研究和中国青年科学家的成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辉煌的久阳

野外考察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终其一生,刘东生在凡能工作的情况下,他生命中的许多时日,都是在艰苦卓绝的野外考察中度过的。直至87岁高龄,他还颠簸在没有生命迹象的罗布泊沙漠中。下面是数十年来他参与或组织领导的较大型的科学考察。

1963年5月,任科学考察队副队长,与队长施雅风带领科考队,随中国登山协会登山队考察希夏邦马峰进行科学考察。5月2日登顶成功,科考测量队测得峰顶海拔为8012米。

考察中,发现叶脉清晰的植物化石,经古植物专家徐仁鉴定为高山栎。这块高山栎化石引发了持续至今的青藏高原隆起时间、幅度和阶段等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在中尼公路开挖的新鲜剖面考察时,山崖发生崩塌,迅速扑向山根死角,巨石擦身而过,险遭不测。

1964年,与施雅风合作的《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发表。

1966年3月,作为考察队长,率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100多人再次进藏,分测绘、第四纪地质与古生物、自然地理、冰川与气象、生物及高山生理等5个专题,对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科学考察。

1977年6月,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徐光炽)。时年已整60岁,带领中国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队考察托木尔峰南、北两个坡面,任副队长、队长。考察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理解人与生物圈的关系。

1982年4月,66岁。担任中国科学院南迦巴瓦峰科考队长,参与南迦巴瓦峰科学考察活动。

1990年9月,已73岁。带领陈明扬、吴乃琴和徐立,在洛川黄土剖面倒数第二次冰期时段采集400余件样品,请孙枢赴瑞士开会时将样品带到瑞士做10Be测定。

1997年,已经80岁高龄的刘东生到美国夏威夷探亲,但他却不失时机地约请夏威夷大学地质系的范宝峰、海洋生物系的李远辉教授一起去夏威夷岛火山礁上考察。

2000年1月,已83岁。带助手到雷州半岛灯楼角珊瑚礁区考察,历时10天。

2001年11月,由夫人胡长康陪同,以84岁高龄第7次踏上青藏高原,考察冰川。

2004年9月,已87岁高龄。应邀担任中国科学院罗布泊科学考察队顾问,携夫人胡长康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历时10天,克服诸多困难,行程3000余公里。

春华秋实

刘东生院士在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对于地质科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大自然的更深入的认识,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地质科学研究上奋斗了70多个春秋的刘东生,历经艰险、磨难,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科学日益受到重视的21世纪初,迎来了果实累累的金秋。他的论著、学术思想、学术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中外科学家的推崇。他的高尚人格和优秀品质受到了他的科学家同事、学生、朋友以及凡了解他的人高度赞扬。

1980年刘东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还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88年8月,刘东生主持的研究项目“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刘东生排名第一。

1996年,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被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

2002年4月,刘东生获得了美国南加州大学颁发的“泰勒环境成就奖”。泰勒环境奖是相当于诺贝尔奖的世界大奖。由于诺贝尔奖当年设置在自然科学中的,只有物理、化学、生理和医学奖,对自然科学广大领域的涵盖不足,以后许多科学组织相继设立了天文、数学、生物、地球科学等奖项,以表彰在这些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泰勒环境成就奖”是美国企业家约翰·泰勒与夫人爱丽丝·泰勒于这一年设立的,旨在奖励对发现、解决世界范围的环境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刘东生获此殊荣,是因他在数十年对黄土的研究中发现了古气候对环球环境变化影响的开创性成就,以及他在地方病病因的研究及领导环境地质科考方面的重大贡献。

与他同获此殊荣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莱士·布洛克教授。当中美两位科学家被挂上印有泰勒夫妇头像的金质奖牌,两双手紧握在一起的时候,颁奖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2004年2月,刘东生因其地质科研的重大发现与成果,荣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与他同获此殊荣的,是“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向他们颁发了证书与奖金。

2007年5月17日,全球两个最大的地球科学联合会之一的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EGU)宣布:授予中国科学院士刘东生“洪堡奖章”、授予中国科学院士汪品先“米兰科维奇奖章”

2007年8月27日,90岁高龄的刘东生抱病出席了由EGU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共同组织的“第三届亚历山大·洪·洪堡国际会议:东亚季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次会议有12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130余人。与刘东生一同出席大会的,有他的科学家同事汪品先、丁仲礼、符淙斌,安芷生等。他在大会上被EGU创立主席P.FABIAN授予洪堡奖章。刘东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词,全场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刘东生桃李满天下,他亲带的弟子、研究生遍布全国,有的到了国外。刘东生曾以科学家高贵的气质品格浇灌浸润了他们,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循循善诱,付出大量的心血,引导和帮助他们爬上一个又一个科学的阶梯。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徒孙”辈,已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中坚力量、地质地球物理各个学科的领头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科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在科学领域有重大发现和贡献的科学家。

从早年的《黄河中游第四纪地质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问题》《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黄土与环境》,一直到2009年才出版的《黄土与干旱环境》,以及主编的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的一系列考察报告数十卷,英文版文集《Loess, Environment and Global Change、Quaternary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编译的研究生专用教材“第四纪环境”

和“气候过程与气候变化”等等,刘东生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科学著述,其中有深刻地影响了中、外第四纪学术界的论著,有实地考察研究青藏高原的著作。这些著述浸润着他毕生的心血。是留给国际第四纪地质科学、地球环境研究机构的宝贵财富,也是留给他的同事们学生们的宝贵财富。

生命的最后时日

2006年6月13日,89岁高龄的刘东生最后一次站在研究生的讲台上,给学生们讲授以《人类世界的研究机遇与挑战》为题的课程。老先生兴致勃勃,一直站着讲课,历时三个小时。

同月,刘东生赴贵阳出席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

8月10日至12日,刘东生赴鄂尔多斯参加“萨拉乌苏国际学术会议”,他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研究萨拉乌苏遗址对探讨古人类起源演化的重要意义。

当月下旬,为配合编写“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丛书”,他早起晚睡,认真思考与回忆,动笔打成草稿,尔后用小录音机录下他的科学人生。刘东生认为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立传,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和作为,把科学研究中的重大发现和成果记录、整理下来,以利于后来从事科研的人们。录音整整录了48盘,100多个小时。为不影响家人,他独自站在阳台一隅,一录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感觉未录好或想起来有补充,就又重新录制。

9月17日上午,刘东生去做院士年度体检,检查中发现体内淋巴结肿大。但下午,他就去科学探险协会2006年年会作“科学探险和科学创新”的报告。

10月9日,第九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在南京召开,刘东生因病不能出席,他写了书面致辞,致信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50年来的伟大成就表示欣慰,对年轻的第四纪科学工作者表示衷心的问候与祝愿。这次会上,他与孙殿卿等6位老科学家被授子“中国第四纪功勋科学家”的称号。

由于病情严重,10月中旬刘东生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接受化疗。住院3个月后,他出院在家休养。

2007年6月10日,他带病参加了在新疆驻京办事处召开的“罗布泊科考成果验收会”

7月,刘东生抱病撰文,怀念于6月逝世的他的老朋友著名地质学家孙殿卿。这也成了他的绝笔。

9月7日,肺部感染,刘东生第四次住进医院。

同月,他获得了国际欧亚科学院卓越科学贡献金质奖章。

2008年2月,为落实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南非期间关于加强两国人类起源与发展研究的建议,他于重病中约见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的同仁,亲笔修改国家科技基础研究专项“中国古人类遗址、资源调查与基础数据采集、整合”立项建议。这个项目于当年4月正式启动了.

2008年3月6日,91岁高龄的刘东生在努力不懈地走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之路后,由于呼吸衰竭抢救无效,于11时52分与世长辞。

刘东生去世,世界科学界为之悲恸。中外社会各界发来了大量的唁函唁电,人们纷纷纪念这位在地质科学上奋斗了一生,功勋卓越的大科学家。

3月17日,刘东生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时任国家领导人温家宝等敬献了花圈,刘延东、路甬祥等亲赴灵堂告别,有关单位领导、刘东生生前好友、同事、学生近千人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他的老朋友、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Jim Bowler教授专程赶来为他送别。

4月17日,刘东生的骨灰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一代地学宗师,长眠于他永远挚爱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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