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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丛强——贵州大山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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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刘丛强1955年9月11日生于贵州省遵义市,地球化学家。

1982年2月于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84年12月于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后留所工作。1986年5月留学日本,先后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日本科学技术厅理化学研究所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化学系副教授。1996年10月辞去副教授职务回国。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7年当选爱丁堡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兼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名誉理事长。曾任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理事长。

刘丛强主要从事地表地球化学过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和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基础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的系统研究。发表国际SCI收录论文170余篇;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00余篇。

诞生之地兮 黔北播州

成长之处兮 播州骊龙

大山儿郎兮 背上书包进学堂

放下书包兮 背柴放牛打猪草

快乐何所来兮 读书读书读书

书中自有充饥食兮 书中自有阔天地

读书何以得长兮 努力努力努力

努力之所求兮 机会机会机会

不懈努力准备兮 机会来寻我……

——题记

一 我辈本是蓬蒿人

俗话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遵义”。出生遵义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先贤,贵州知道,全国亦知道,且多有盛赞,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遵义人的骄傲、标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杰人灵的遵义,这个诞生了许多名儒先贤的地方,降生了一个名叫刘丛强的小男孩,谁会想到这个贫苦出生的农村小男孩,后来竟会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呢——

1955年秋,贵州省遵义县永乐镇的泥螺坝,中医刘三叔家二儿子刘丛强诞生了。刘丛强从小就是个不知道苦难为何物的乐天孩子,做什么都快快乐乐的,且还要做得尽善尽美。

从读书开始,刘丛强每天都是一清早就赶着牛上山,不是割猪草就是砍柴。农村的上课时间与城里不一样,刘丛强上午11点钟要赶到骊龙公社小学上课。他很喜欢读书,上课很认真听讲,思想从来就没有开过小差,更没有感到上课会睏盹。刘丛强对数理化特别感兴趣,从小学到中学,总是全校第一名,可语文成绩就不怎么理想了。

读小学时,刘丛强家邻居的一个男孩子,是他的高班同学,非要留一级来与刘丛强同班,因为那孩子说刘丛强学习好、品德好,跟他在一班自己也会跟着学好的。家长老师都觉得很荒谬,不同意。那同学就用不上学来抵抗。后来家长只好同意。

小学阶段,刘丛强获得区里的小学生奖项是家常便饭。他从小就当班长,一直当到五年级。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学校都改为“军事化”,以排为单位;一个班就是一个排,刘丛强就当了排长。1967年刘丛强从“骊龙小学”毕业了,因为骊龙公社没有中学,读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们就继续在本校读七年级、八年级,亦就是“带帽中学”。尽管是“带帽中学”,初中生刘丛强亦是少年了。少年刘丛强每天利用课余时间上山打柴和参加集体劳动,后来他开玩笑说:“我两个兄弟都长得比我高,可能就是那时我比他们勤快,天天挑柴和做其他体力劳动被压矮的吧!”

班上搞文娱宣传活动,没有笛子,刘丛强上山砍竹子,刨光、砂平,依葫芦画瓢地烙了七个眼,蒙上竹膜,一样的悠扬悦耳。没有二胡,刘丛强又进山了。刘丛强打了一条蛇,将蛇皮扒下来绷着晾干;在山上砍了10厘米左右直径粗、15厘米左右长的竹筒子,竹子还泛着青涩呢;筒子口蒙上那张漂亮的蛇皮微微泛着金光。竹筒正中间用火钎烧红烙了个小黑洞,黑黑的糊印子还在,且新鲜着呢;小黑洞口被-根当然也是山里砍的树枝直插,担当着“二胡”天地恒通之擎天柱;连拉二胡弓子所用的弓毛,都是刘丛强经喂马的社员同意,在马尾上拔了攒齐的。只有琴弦是买的。琴筒、琴杆、琴皮、弦轴、琴弦、弓杆、千斤、琴码、弓毛都齐活了,刘丛强组装成了“二胡”。笛子有了,二胡有了,敲扬琴的人没有来,刘丛强顶上去,包括拉手风琴,刘丛强也能成曲;那时候,与同学们吹拉弹唱且快活着呢!半年后,同学们还是选了刘丛强当排长。

1968年到1971年,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热的时候,13岁的刘丛强正读初中,基本上没有正经念书。中学语文学的是“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数学没有了,物理是“工业基础知识”,化学是“农业基础知识”。爱读书的刘丛强在这些书里仍然能找到读书的快乐。

三年后,刘丛强从“带帽中学”毕业了。因为成绩优异,刘丛强被推荐进了茅坡区(后来的永乐镇)的茅坡中学。读高中了,茅坡中学的设施当然比泥螺坝的“带帽中学”好多了。可镇上的同学们有点瞧不起这个乡下少年,乐观的刘丛强毫不理会,仍然在学习、活动中积极努力,事事都走在前头。

“那时候在农村读书,老师也讲过你们长大要当‘科学家’‘教师’‘医生’这类的话。可我却没有什么美好梦想或远大理想,只想着学习好、劳动浩、什么事都做到最好。最大的愿望就是怎么样能‘农转非’,有工作和吃饱饭。”

1971年至1972年期间,因为时局变化,说是以后要考大学了。全国中学又开始了学习正规课本。可没有正规的数理化教科书呀!刘丛强就到处借书,借了原来“老三届”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学过的课本来自学。家里墙上四周都贴满了“化学元素周期表”“数学函数表”等,刘丛强专心自学,指望有一天能考上大学读书。可还没等到考大学呢,忽然地又刮起了“批林批孔”之风,一切又回复到了原点,刘丛强考大学的愿望又落空了。

高中老师们很喜欢且同情一直顽强努力学习的刘丛强,知道他回农村没有出路,就想方设法将他留校代课。

刘丛强得以留校代课两年。因为刘丛强的语文不是最好,他的老师、亦是副校长,就建议他教语文,说是可以加强他的语文知识。刚开始,18岁的代课教师刘丛强,因为与农村来的学生几乎一般大,副校长经常到班上的窗口关注他的教学,发现学生不听话、捣乱的临时情况等,副校长就即刻进来帮他解围,后来就渐渐好了。因为按上面的规定,高中特别加上一门“儒法斗争史”课程,具体就是“批林批孔”。刘丛强从中找出一些内容牵强附会地“批林批孔”,边看边教,竟觉得这些文章里面的内容好些地方是不应该批判的。刘丛强还因此学习了《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当小说看,亦就给学生当“小说”讲了。你说,学生会不欢迎这样的老师?后来刘丛强在日本学习工作期间,还与尊崇孔子的日本同行讨论《论语》,惊得日本人都不相信“文革”中长大的刘丛强说起孔子来竟然这么捻熟!其实刘丛强就是在“儒法斗争史”中学到的。

四十年多年后,已经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刘丛强对那时的现象还感慨:“现在很好。十八大以后,国家开始关注传统文化教育,注重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应该堂堂正正地宣扬学起来。”

1973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如此,中国大地上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甚嚣尘上地开始了。

刘丛强家有三兄弟,哥哥已经被公社推荐到贵阳中医学院当“工农兵学员”,公社回答希望能被推荐读大学的刘丛强:“你们家已推荐一个大学生了,不能再推荐了。”刘从强觉得公社干部说得有道理,凭什么我家要占两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好多人家连一个都得不到呢!

看着如此努力又如此豁达的刘丛强,老师们建议他报考农校,虽说是“社来社去”,但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得到个“农转非”吧。1975年,刘丛强考上了“社来社去”遵义农校。到了农校,刘丛强却是班上的唯一的一位高中生,并且当过中学的代课老师,因此得到班上同学和学校老师们的“重视”,班上同学都称呼刘丛强为刘老师,有时甚至老师们也这么称呼他。除了上课,课余时间见到学校里的什么活都干,帮老师们干活,老师们也常让刘丛强做些“助教”工作。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刘丛强就带着学生不分白天黑夜地扎纸花做花圈;批判“四人帮”,刘丛强也是带着学生包揽了所有画漫画、写大字报等事宜。刘丛强小时候跟父亲学过用毛笔记中药“汤头”,画中草药材画,所以,画漫画、写大字报不仅将刘丛强的绘画、书法技艺提高了,还得到同学们的拥戴。

农校毕业了,公社也没有分给他正式工作,按规定,“社来社去”的刘丛强回到了家乡。为了生活,刘丛强中学时期就当过泥瓦匠,盖房子、修公路、盖小学校……农校毕业后他又重操了这些旧业。

不气馁的刘丛强还是没有得到“农转非”,还是吃不上“官粮”。刘丛强感叹:“遥不可及的‘农转非’呀!”

1977年,几经努力仍然没有“口粮”的刘丛强干脆回到泥螺坝老家挣工分,跟着村民一起,又重新投入到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参加建设遵义“新舟机场”。因为刘丛强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公社大队就常指派刘丛强去当“赤脚医生”,没有工资,但是记工分。刘丛强背着药箱到处跑,给受轻伤的民工们上“红药水”“紫药水”、包扎、贴胶布,其余时间就跟着挖土、抬土方。一直以来,在劳动之余或一时没有事做的刘丛强就找出他原来的数学书呀、化学表啊,桌上墙上的,天天看着,生怕忘记了。刘丛强认为,读书总会有用的,现在不用,将来肯定用得上,再说,刘丛强可是一直喜爱着数理化的!他在这些书籍里找到了很多艰苦生活中的快乐。

还好,后来公社分配刘丛强到公社小学教书,教一年级,没有工资,与农民一样,记工分,待来年“秋后算总账”。只不过当年的小学生刘丛强变成了今日的刘丛强老师。

“那时候的孩子们真是苦啊!学生们每天上课都得翻山越岭步行一两个小时到小学,特别是冬天,农村很穷,小孩子大多衣衫单薄,脚上或者拖着破烂鞋,或者干脆赤脚,上学手里提着一个破盆,里面盛有一两小节烧红的炭取暖。若干年来,小学生上学放学的时辰都没有变,还是每天上午11点上课,下午3点放学。”

刘丛强深切地体会到学生们读书的艰难,因为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干什么都要干到最好的刘丛强,开始了全心全意教书育人的工作。可是,一年级老师太不好当,比当初高中老师还麻烦,因为他的学生太小了。一次,一个学生不停地哭,刘丛强怎么都哄不好,真是又不能打,不能骂的……渐渐地,刘丛强教一年级有了一些经验,一教就是半年。

怎么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呢!机遇这东西真是神奇,它给仍“疑无路”但还努力着的农村青年刘丛强带来了“柳暗花明”。

二 机会不负努力人

“高考开始了,高考开始啦!”是什么声音?我听错了吗?

这天,是刘丛强半年以来日复一日、干篇一律、极其平常的一天,正在上课的刘丛强突然听见公社喇叭一遍一遍地高喊声:“中央发布文件,国家高考恢复啦!要想参加考大学的,赶快到公社去报名吧,10月份要开始考试喽……”

农村的广播喇叭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主要的信息来源,那时,喇叭里播放的大多是“最新指示”“最高指示”的发表以及那时的革命歌曲。这些声情并茂的声音,曾给刘丛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天,泥螺坝电线杆子上的广播喇叭,一遍遍高喊着“高考开始了”的消息,惊呆了也震撼了公社小学代课老师刘丛强。欣喜若狂的刘丛强一刻也没有犹豫,直奔家里搜寻少得可怜的数理化等中学课本,准备复习参加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标志着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恢复了。文件规定:1977年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通过电波,将恢复高考这一爆炸性新闻传播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个通过知识能力和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到来了。1977年高考虽然在冬天举行,但新中国却从此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能够得以参加高考的刘丛强兴奋极了,因为“文革”,他在乡下只读到正规教学的小学五年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学教科书都是毛主席 语录和革命书籍了。刘丛强急忙回到家,翻出当年为备考或自己好学而各处找到的那些数理化课本,提着书本,跑到10公里外的他当年就读、留校教书的高中“茅坡中学”温习开来。没有的书,刘丛强就到处去借,去寻觅。那时候要考大学的青年比较多,能找到的教科书太少。刘丛强总是早上借了拼命抄,下午还;晚上借到,通宵熬夜都要抄完,因为天一亮就要还给人家。没有读过正规初中、高中,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学课本的刘丛强,坚信自己可以通过自学参加高考。

刘丛强要参加高考,不仅他兴奋,学校的校长、老师们都替他高兴。1977年的10月中旬,黔北已进入了冬天。因为天冷,学校里无论是老师或学生,都要排队打热水,晚了就没有了。于是,当年特别关心刘丛强的老师又和当年一样,热心关心起刘丛强的学习生活。在刘丛强当年就读茅坡高中时,因为学习好品德好而得到副校长的特别喜爱,为了让刘丛强能安心学习,经常早上帮他先打好热水洗脸,晚上打好热水可以烫烫脚。刘丛强提起他的高中生活,充满了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和幸福感。

刘丛强回到母校高中复习,当年对他特好的老师也是该中学的副校长还让刻苦自习的刘丛强与他同屋睡,以免乡下、镇上地天天来回奔波。

校长不足10平米的一间小房,宽不到1米的一张单人床,师生俩一人一头,睡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自从报名参加高考后,刘丛强天天都是吃了晚饭就来到校长屋。因为那时农村的电不太稳定,时有时无,刘丛强就点着煤油灯,专心致志地自习。

看着每天熬夜的刘丛强,校长既心疼又欣慰。为了不影响刘丛强复习,校长总是早早地面朝墙壁悄悄先睡,而沉浸在自习中的刘丛强,则顾不了那么多的礼仪,实在太累了,就和衣倒在校长脚的这头,也不记得自已洗没洗脚,就呼呼睡到天明。

已经22岁的农村青年刘丛强“志士惜日短”地拼命着。

终于,“拼命三郎”刘丛强等到了高考的那一天。

刘丛强从茅坡中学来到15公里外的新舟中学考区参加高考,听说要考三天,刘丛强着急了,住哪儿呀?新舟镇里又没有亲戚朋友,没有旅馆,就算有也没有钱住。一筹莫展的刘丛强在街头伫立着发呆。迎面来了一个原来在遵义农校读书时认识的一位老师的儿子,他当时在新舟镇上的农推站工作。他奇怪地琢磨着刘丛强怎么站在这里?刘丛强说来参加高考,没有住的地方。这位当年农校吴老师的儿子二话不说,立即拉上刘丛强就去他寝室共住。刘丛强安心了。

1977年12月10日这天,交过了几角钱的报名费和体检费,满怀一颗立志求学心的农村青年刘丛强走进了考场。三天后,刘丛强顺利地结束了高考。刘丛强说:“我这一辈子尽遇到好人,高中读书和高考复习得到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高考时因没有住处而感到无助时又得到好人相助,感激命运,很顺利。年轻的刘丛强莫非不知道“得道多助”的道理?勤奋好学且天性乐观的学生,老师大多都会倾心帮助。

刘丛强的高考分数出来了,遥遥领先于全国大学的取分线。农村青年刘丛强没有太大的贪心,也因穷乡僻壤而不了解世界,就填报了贵州工学院与贵州农学院。单纯的刘丛强认为:“因为我曾经学过‘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又读过两年农校,可能人家会优先考虑吧。”农村青年刘丛强想到:“若考上了大学,就有了自己的‘口粮’,就能吃饱饭,父母就不操心了。”

考试结束后的两个多月后,各地招生负责单位通过电台(加急电报)陆续发放录取通知,当时的录取比例约为4.8%。也就是100个考生中,只录取不到5个人。刘丛强当然也与广大考生一样,焦急地盼望着飞鸽传书。

转眼就过年了,刘丛强在期盼中等待着心仪的“贵州农学院”通知书,却也从容地参与春节的家人聚会。

过年中的一天,刘丛强与家人、亲戚朋友、包括他的老师、校长们在一个亲戚家团聚。那时候乡里还没有正规公路,亦没有任何交通车会开到泥螺坝。远看着马路上一辆自行车急速地跑着,骑自行车的人可能驾驭不了被山路石埂的颠簸,又或许骑得太急,一个拐弯,就摔倒在路边的沟里了。刘丛强等赶紧跑过去帮扶,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姐夫。一脸泥土的姐夫顾不得洗把脸,赶紧拿出刘丛强的通知书,噢!“南京大学”!刘丛强的老师、校长、父母亲戚们,大家饭都不吃了,争相观看、摩挲着录取通知书,一起为考上南京大学的刘丛强高兴、祝福。若干年后,刘丛强说起1977年考上大学之事,依然满怀感恩之心与感激之情还有依然抑制不住的高兴:“考上南京大学,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第一次,我后来的硕士、博士、去日本深造、当教授、得奖,都没有过这样的高兴!”

恢复高考的1977年,贵州省遵义县茅坡区只有刘丛强一个人考上了正规大学。全村人都替小学代课教师刘丛强能考上“皇帝住过的地方”的大学而自豪,刘丛强更是喜极而泣。

农村青年刘丛强喜出望外地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为自己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提起当初“农转非”的梦想,刘丛强说:“一踏进南京大学校园的那一天起,我就忘记我从小的这个愿望了,因为我已经自己为自己转了。”温文尔雅的刘丛强幽默地笑了。

刘丛强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经历,再次证明一个道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包括“吃饱饭”这个看似小,实则“民以食为天”的头等大事。

终于实现“农转非”愿望,有了口粮的农村青年刘丛强满怀感恩情愫,提着农村收购花生用的,挺结实的,半透明的,装着的衣物棉被等物件的塑料口袋,走进了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好大!一幢幢绿瓦灰墙的教学楼,林荫大道,又幽静又内敛。刘丛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南京大学。

刘丛强分到了南京大学地质系岩石矿物地球化学专业。刚进校的大学生刘丛强虽不明白“地球化学”是学什么的,但他清楚地知道,他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亦会天天向上,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生涯。

怀着“考上大学是我一生最高兴的事”的喜悦,刘丛强开始了他在南京大学四年的学生生涯。

“那时学习气氛特别好,大家几乎都是玩了命的读书。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使我们张开了向往科学的翅膀,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给我们带来了标杆陈景润。我的专业‘地球化学’属于自然科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我第一次知道。”

第一次上课是3小时。10多年没有正规听课了,刘丛强与同学们多少都有点不适应。此后,大家便很快融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天早上6点,校园广播响起,教室前、操场上、道路边,只要能站人的地方,大家都一起做操锻炼。下课了,排队买饭时,不少同学仍然在背英语单词。黄昏时分,大家围在校园喇叭附近跟学《英语900句》。

那时南大规定晚上10点熄灯。东南楼、教学楼、西南楼依次关灯。刘丛强们总是赶在关灯前奔向有灯的地方继续看书。有的甚至在关灯后爬窗户再进教室。学校不得已将西南楼一楼教室窗户焊上铁条。最后学校只好统一拉教室电闸。即便这样,还有很多同学跑到昏暗的路灯甚至厕所里看书。

刘丛强的班级有20多位同学,年龄悬殊相当大,最小的16岁,最大的30多岁,近乎两代人同读。可个个都卯足了劲学习,生怕谁落后了半步。“我那时已22岁,但仍算中间年龄。由于来自西部贵州,刚入学时因中学教学和生活环境差异而相对大城市来的同学的学习成绩相差较大,学习压力不小。”说到入学时的学习压力时,刘丛强还感慨地说起大学如何努力学习英语。“南京大学入学时对所有同学的英语水平进行了摸底考试,以便分班教学,我拿到卷子几乎没有做任何回答就交了试卷。老师以为又来了一位当年‘文化大革命’中交白卷的张铁生呢,对我的行为很是诧异。我中学没有学过外语,26个字母也写不全,只好交白卷了。”

“努力学习也能后来居上的!”刘丛强下定决心后,每天除了上主要课,一切的课余时间都给了英语。经过一年多听、读、写的刻苦努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刘丛强的英语成绩进入了班上的优秀行列。英语给他的压力没有让他对其他学科学习有半点松懈,反而激励了他各科成绩齐头并进,成绩名列前茅。

“文革”10年,全国的大中小学生都错失了最黄金的读书期,1977年进入学校的这批大学生,立即表现出对知识的极大渴求。图书馆里学生排长队,大教室里学生抢座位,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装进脑子里,总感觉自己底子薄,时间不够用。那时生活很艰苦,但爱读书的刘丛强很快乐。

“当时国家给每位大学生每月15元的补助,其中12元是饭菜票。我算了一笔账:一餐中饭2毛钱,晚饭1毛多,这份国家补贴可以应付我一个月的生活。完全是现在‘贫困生’的标准,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苦。”

说起南京大学清贫的大学生活,如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丛强先生回忆起来,眼睛、嘴角都满含着醉人的笑容,抑制不住地滔滔不绝:“南大读书时,离家太远,假期回家花钱又因交通差极不方便,于是经常勤工俭学挣钱读书,图书馆里整理书籍、挑肥种树、园林整理等。”这些基本农活,农民出身的刘丛强虽然是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是勤恳劳作,一丝不苟。“在南大读书四年,我只回过三次家。”

1982年2月,刘丛强在南京大学完成了四年学业,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随后选择了报考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当时有一个信息: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要搬到南京,而刘丛强很喜欢南京。

“考硕士研究生时,发现物理化学试题太难了,差点放弃考试。还好,我一如既往地认真答题、冷静、沉着、慢慢思考,直到打铃时间到了,我才交卷。最后分数出来,殊不知我的考试成绩不但及格,而且还是当时报考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涂光炽先生的所有20多位研究生中唯一全部及格的考生。这件事对我人生的指导意义很大,无论生活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成难题,不气馁、不放弃,静静地思考,努力应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做到最后,坚信有好的结果。这成了我一生做事的准则。”

刘丛强顺利地进入了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为我国著名矿床学家、地球科学家、中国地球化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的涂光炽院士。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刘丛强遵循徐光炽先生“设想要海阔天空,观察要全面细致,实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客观周到,立论要有根有据,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文字要言简意赅”的治学理念以及对科技人员和研究生的要求,撰写了矿床地球化学专业论文,题目为“湖北银沟铅锌银矿床的地球化学成因研究”。

1984年12月,刘丛强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理学硕士学位,并留在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

1985年1月至1986年4月,刘丛强在地化所做助理研究员期间,努力工作,主要从事矿床地球化学的研究,并潜心于矿物包裹体地球化学的研究工作。

1986年5月至1987年4月,地化所确定派刘丛强出国访问研究一年。经地化所副所长欧阳志远院士推荐,刘丛强到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工作内容为“陨石矿物学研究”。

1987年5月至1988年3月,刘丛强因工作努力和优秀研究能力而得到当时的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化学系教授增田彰正的赏识到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工作内容为“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分析”。

1988年4月刘丛强在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化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专业为分析化学和地球化学;论文题目为“中国东部大陆岩石圈地幔的地球化学演化(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和地幔包体的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导师是日本籍世界著名地球化学科学家增田彰正。

1991年3月,刘丛强在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化学系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刘丛强意欲到美国进行博士后工作。由于当时日本被西方认为技术先进而基础科学相对落后正式启动全国高级博士后制度(日本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制度),用等同于当时日本副教授的待遇的优越工资和工作条件,优中选优在全国招收20名博士后。在博士导师增田彬正教授的鼓励下刘丛强参与并赢得了激烈的竞争应聘。1991年4月至1994年3月,刘丛强在“日本科学技术厅理化学研究所”做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工作内容为“沙漠环境地球化学研究和中国东部大陆地幔地球化学研究”。

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工作结束后,本想再次去美国工作的刘丛强又一次受到老师增田彰正教授的鼓励,于1994年3月成功竞争应聘了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的正式副教授职位。当时的日本大学教学职位几乎不对外国人开放,刘丛强作为极为少有的外籍人员当上了化学系副教授,教学内容为“宇宙和地球科学”和分析化学,研究内容为“环境地球化学和地幔地球化学”。

刘丛强经历了不少沉重但又极为珍贵的生活磨炼,对人生和社会具有了一定的体验,又身怀强烈的使命感,自然有了科学家向前看的魄力和胆识,在日本学习与工作期间,显示出了出类拔萃的能力,成为了中国留学海外学子的骄傲。

干什么都要干到最好的完美主义者刘丛强,抓住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一直努力向前,无论是当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硕士、博士;亦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均遵行“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前每一件事”的原则。

刘丛强说:“在当时的日本,能得到一个副教授职称,太难了。要知道,就连他们自己搞同样研究的本土博士,要在国立大学获得正式副教授位置都是很不容易的!说句不谦虚的话吧,当时我的日本师兄们都还不是副教授,所以还难免受到他们的嫉妒。”

刘丛强在日本毫不松懈地努力了十年,尽管日本的生活、工作待遇都比较优渥,可他一颗思乡报国之心,一刻也没有停歇过。

三 一片丹心报神州

刘丛强在日本,无时不在思念着祖国。他和夫人胡智慧有着共同的心愿:“是祖国养育了我们,知恩必须图报。”

“国外的生活待遇再优厚、工作条件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国自己的家,做什么想什么都没有主人翁的感觉,研究出来的成果也是属于外国的。”

“我选择了科研,我的事业在中国;出身不可选择,我爱我的国家。”

刘丛强厉兵秣马地准备着,寻找一切回国报效的机会。

说来令人欣慰,因为不断努力,感觉这一生总是“很顺”的刘丛强博士,又遇到了让他“更顺”的大好时机。

199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一项高目标、高标准和高强度支持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即“百人计划”。20多年来,“百人计划”为中国科技发展凝聚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从海外引进的杰出青年人才上千位。该项目原计划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以每人200万元的资助力度从国外吸引并培养百余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然而,在这支队伍中,优秀的学术带头人相对缺乏,真正一流的、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科学家仍然寥寥无几。因此加快吸引、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学术技术带头人就成为中科院90年代科技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

祖国母亲是不会忘记她在海外学成、建功的儿女的,她时刻记挂着他们。

1993年夏日的一天,日本著名的理化学研究所会议厅里,一群中国学者们正专注地悉听着台上来自祖国的专业人士讲述中国当下各领域建设的进展、以及祖国对科技人才渴求的召唤……

台下的刘丛强博士一字不漏地听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以及求贤若渴的详尽需求。“祖国的需求就是我的愿望!”刘丛强激动地介绍了自己。在询问了中科院“百人计划”的要求、以及回国工作的安排、夫人的工作安排、小孩的入学等情况后。身在日本心怀祖国的理学博士刘丛强急切地渴望着回到自己的祖国、报效自己的国家。刘丛强即刻申报了“百人计划”

为了回国,刘丛强坚定地放弃了日本很好的科学研究环境,他知道,虽然科学研究没有国界,但祖国更需要他,家乡更需要他。

在日本,由于在科研方面的出色表现,刘丛强在日本博士毕业不到三年便获得为了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化学系副教授。他的导师,世界著名的地球化学家增田彰正诚挚地挽留心爱的学生。直到1996年刘丛强都决定回国了,增田彰正先生仍还在为他在日本争取更加优越的待遇和更好的科研条件。当时刘丛强的夫人胡智慧女士在日本也有着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女儿还未满10岁。刘丛强一家回国就意味着:一切从头再来。

对此人生重大的选择,刘丛强是这样说的:

“来自祖国的关爱让我下决心回国工作。尽管离开多年,也没有领取工资,我原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仍然关心我的工作、我的职称等待遇。我1991年在日本拿到博士学位到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任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时,当时中科院地化所的所长欧阳志远先生还关心我的职称,考虑给我在国内申请教授职位。1993年欧阳志远老师在中科院地化所召集学术委员会和职称评定委员会讨论确定给予我正式教授职位,并向国务院直接申请了博导,我就破格同时得到教授和最后一批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生导师了。那时候,获得博导不容易,是要经过全国严格评审的哦。这些都是地化所领导、老师对我的鼓励、鞭策。我一生都感谢他们对我的栽培,总是以宽宏阔大的胸襟关怀、包容着我,他们希望他们的学生回来,回来为祖国服务。

还有一个促成我下决心回国工作的原因,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家在中国,回国工作才有做主人的感觉。另外,日本的教育缺乏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教科书没有正确讲述中日战争等历史,经历过战争的日本老人们痛恨战争,珍惜中日友好,而日本年轻人中则有不少不懂历史和不关心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时间长了,工作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友好的言行。比如日本同事们常常会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呀?’听到这些话,尽管我已经是国立大学副教授了,享受日本大学正式副教授的一切待遇,但同样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我是科学院派到日本学习的,自己的国家需要我,坚信在祖国有我用武之地,为什么不回去?就好像我小时候家里穷,到别人家里去玩,在别人家或亲戚家吃好的、玩人家玩具,尽管人家是真心对你好,但是天黑了,你是一定要回自己家的。自己家穷、吃不饱都没关系,那是自己家;高兴呀、自由呀!怎么着还是自己家好。”

回家去,我的家在中国,我的母亲在中国;我要回去报效我的祖国,我要回去孝敬我的母亲!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回去!刘丛强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祖国母亲敞开怀抱拥进了远航归来奔向自己的儿女。刘丛强博士自豪地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百人计划”的实践者。

1995年10月,国内接待刘丛强全家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由于刘丛强的在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阶段性教学和研究工作需要完成,自己带的学生亦还未毕业,虽然归心似箭,但刘丛强认定:必须在日本圆满地结束研究项目的工作,争取获得更好的成果后回国。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中国的祖训,亦是刘丛强的信条。至此,一向理解并支持丈夫刘丛强的妻子胡智慧女士,辞去日本的工作,带着不满10岁的女儿,先行回到了祖国。

在日本工作生活了10年的胡智慧女士,只身带着孩子回国后,面对自己工作的安排、女儿入学等一系列新情况、新环境、新问题,确实有些黯然。但谁也想不到,有着娇美柔弱外表、内心却坚韧倔强的胡智慧,骨子里亦有着中国共产党党员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她执拗地鼓励着自己:“怎么说我也在异国他乡摸爬滚打近10年了,这点困难还难得到我?何况还有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呢!”胡智慧女士选择了笑对困难。

胡智慧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和期刊编辑工作。一项全新的任务,一个陌生的环境。胡智慧要适应新环境,探索新路子,还要使从小在日本长大,已经完全融入日本生活教育的女儿刘頔适应新的环境,接受新的教育模式,担子着实不轻哦!

在那些夫妻两国分居枯燥而顽强学习日子里,妻子胡智慧女士与丈夫刘丛强电话交流,则总是报喜不报忧,不愿意北京家里的“琐事”叨扰了独在日本搞科研工作的丈夫刘丛强。而刘丛强,则按捺住自己刻骨的思乡之情,亦继续全身心投入他的地球化学研究工作中,不断取得优异成绩,发表了多篇高级别的国际地球科学期刊论文,并前后获得了来自祖国的各类奖项:

1990年8月中国岩石矿物地球化学学会侯德封奖(中国西部(东部)新生代火山岩的同位素以及微量元素地球化学013号);

1993年5月破格晋升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4年8月获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丈夫刘丛强在日本的成绩不断鼓舞着妻子胡智慧女士。胡智慧时时告诫自己:“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更不能依赖于丈夫的荣誉提条件。”胡智慧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她认为,做什么事都要言必信、行必果。既然接过了编辑工作,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后来居上的胡智慧开始了百折不挠的曲折奋进。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胡智慧抓紧时间学习管理科学、科技政策及编辑、出版、发行等领域的基本知识。每天紧张地工作学习后,还要辅导女儿学习,安顿女儿睡下后,接着开始加班。

每当胡智慧在加班之余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鹣鲽情深的丈夫刘丛强。丈夫一个人孤身在异乡生活得怎样?身体可好?可有生病?可是,眼前陪伴胡智慧的,只有昏黄的灯光与不懈跳动的键盘。

远在他乡的刘丛强,何尝不是苦苦思念着妻女。只有将在日本工作好、研究有成果的利好消息不时传递过来安慰、激励不懈奋斗着的妻子与女儿。有了丈夫倾心的关怀、鼓励与成绩的鞭策,胡智慧带着女儿,一步一个脚印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学习、工作。胡智慧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还作为科技部主办的《中国基础科学》杂志的副主编和主创人之一,总体策划了12期科技期刊;担任责任编辑16期;编辑出版了20余万字的稿件;撰写、发表了8篇专访文章……胡智慧女士因工作出色,于2016年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情报中心的二级研究员。

女儿刘頔也在母亲贴身精心的陪伴、父亲传递的关怀与成就的鞭策以及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考上了北京的重点高中。

多美的妻子,多好的女儿呀!

若干年后,刘丛强说起那段一家人远隔重洋的异地生活,仍然还抑制不住眼眶红红地哽噎低回。

1996年10月,刘丛强完成了在日本的研究任务,辞去了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职务,乘上了回祖国的飞机。一下飞机,刘丛强抑制不住地热泪盈眶:母亲啊,我离开你太久啦!可是,我内心的灵魂,一直是与您在一起的呀!我回来了,回来啦!母亲!

阔别祖国十年的刘丛强回来了!当他看到女儿长高了,学业进步了,妻子却消瘦许多,刘丛强倏地就潸然泪下,无语凝噎。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是呀,心疼?感激?自豪?欣慰……今朝都到眼前来!

在日本做研究10年才回国的刘丛强深切地感觉到:是国内宽松稳定和对海外学子热情欢迎的环境,保证了妻子、女儿在国内的工作、学习。有了祖国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才让他无挂无碍地在日本完成了研究工作。刘丛强全家幸福的团聚,让他欣慰自己回国回对了。毕竟,这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啊!比翼齐飞的刘丛强胡智慧夫妇俩,终于异地同心地圆了他俩的回家报效祖国梦。

“真的,回国工作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找到自我、发挥自我,相信只有在自己的国家能实现自我。回国后作为‘百人计划’人才,科学院政策规定我可以比所长还多拿1000元的工资,这是当时的科学院对海外归国人才的优厚待遇。但若只是为钱,那这个工资真的就少了太多。我在日本每个月的工资和国内比,国内的工资就少得太可怜了。但是,自己的国家穷,可还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国家这样培育你、关怀你、重视你,回国帮你先行解决了妻子的工作、女儿的入学、住房等问题。人是需要感恩的,回国与回家相同,报父母恩报国家恩,学成应该回国工作呀!”刘丛强朴实地说。

回到祖国后的刘丛强感受到了莫大的光荣:“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周光召先生还请我吃了两餐饭,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地学部主任徐冠华在办公室边谈工作边一道吃了盒饭。那时候国内对我们这些海外归来的学子是多么的热情和关心,真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

归国后,刘丛强博士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由科学院刚筹建的现代地球科学中心任研究员。在此中心(北京)做研究员,是中国大多数学地质与地球化学专业人员心仪的研究之地,刘丛强真是又感恩又高兴,信心百倍地投入了新工作。

刘丛强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从事地幔地球化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对中国大陆所产玄武岩及其中来自地幔的超基性岩石包体的元素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的研究,算是当时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工作的研究者之一。刘丛强通过研究地幔成因巨晶矿物和玄武岩之间的稀土元素配分规律,证实了稀土元素分配系数大小与离子半径呈抛物线变化关系,发现最佳离子半径与压力有关,元素置换的晶格能变化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最早提出地幔不同深度成因的玄武岩具有不同轻/重稀土元素分异。主要成果发表在重要国际地球化学期刊上,被《Nature》等期刊征引数百次,获得权威专家的广泛赞同。同时,刘丛强较早系统利用微量元素和多种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研究了中国新生代火山岩和地幔包体及其源区地幔地球化学不均一性及地幔端元特征,首次通过微量元素和Nd、Ce同位素联合的创新应用,证明EM1富集地幔形成与古板块俯冲有关。成果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内《中国火山》等专著多次引用,并把有关研究成果列入中国火山岩研究简史……

在任日本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和后来的国立电气通信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时,刘丛强同时又开展了另一新的研究方向,即地表地球化学研究。主要研究我国西北沙漠成因、黄土高原物质来源、黄土的古气候记录以及大陆地壳形成机制等。这些工作为后来刘丛强从地幔地球化学研究转向流域过程地球化学和喀斯特环境地球化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喜一切静好,惜工作又变!

中国科学院又指派给了刘丛强更具挑战性的工作。1997年6月,刘丛强服从组织安排,告别妻女,只身来到当年他就读硕士研究生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就任常务副所长。

刘丛强心怀抱负地接受了到中科院设在贵州省贵阳市的“地化所”工作。当然,这也意味着刘丛强一家三口才团聚,又要天各一方。

“爸爸别走!爸爸不要走……”

从幼小的女儿第一次拉着刘丛强的衣角,泪眼婆娑哀求开始。这离别的情景就成了刘丛强前半生面临最多的场景。可是,对于早已决心献身地球化学科研一辈子的地化所常务副所长,长期独自工作在贵阳的刘丛强,这样的场景却无数次出现在家门口。每次与妻子女儿分别,刘丛强总是一边亲吻着女儿的小手,一边轻轻掰开,一边还擦拭着女儿的泪珠,硬着心肠转身离去。

“等我在地化所结束12年的工作回到北京,女儿都大学毕业了!不跟我亲近啦!”刘丛强后来提起对女儿的歉疚,仍止不住的声音低婉。“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奋战在祖国第一线不辞劳苦的科学家,也是柔肠百结、有着天伦之情的平常人!

四 天降大任于斯人

1998年7月,42岁的地球化学博士刘丛强,从常务副所长受命接任了地化所第六任所长,这一上任,就任了三届。

在中国走仕途,一般遵循从低级向高级一步一步前进的规律,只有极少数人能被破格起用或提升,而中科院地化所所长刘丛强就是这样的极少数人之一。实际上,中等身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刘丛强只是个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书生,大学毕业后读研究生,接着留学日本读博并在日本工作多年,直到成为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化学系副教授,从未想过要做官,也没做过任何官,可科学院领导就是选中了他,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这应该是与刘丛强的科研成绩、为人做事分不开的。

作为主持地化所全面工作的所长,不仅分管科研处、人事处、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并全面组织地化所的各项工作。同时作为研究员,刘丛强还要积极争取课题开展研究工作,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多项工作、多重身份的刘丛强秉承他一贯的作风:勤奋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完成好当前的每一件的事,对生活、对人、对工作认真负责,多为集体做贡献的理念,走上新岗位。

“新官上任”“一介书生”刘丛强博士顿觉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如何让这个曾经享誉国内外的老所再创辉煌?由于地化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部分搬迁广州和小部分搬迁西安,走的多数是精干力量,留下了较多的后勤队伍和弱势研究领域和单元的队伍,刘丛强接任所长时全所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只有7位,地化所因部分搬迁造成人才队伍极度不足。显然,如何赶紧培养人、留住人、吸引人和用好人才是重振地化所的关键。为了统一全所认识,刘丛强在全所广泛讨论地化所发展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如何建设优秀的人才队伍方面争取达成共识。刘丛强以学生的身份,广泛征求过去曾经是他的老师辈的职工们对地化所将来如何发展的意见,以同事的身份和同辈的职工们探讨地化所发展的各种困难和瓶颈问题,以老师的身份和研究生特别是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们促膝谈心讨论如何在地化所发展为地球化学事业做出自己贡献。为了让更多的博士毕业生留所工作,刘丛强还用自己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定了四桌饭,请研究生们聚餐,表达地化所需要人才的迫切心情。刘丛强作为所长对地化所发展的关切行动、对人才求贤若渴的感人举止,成功地为他后来实施“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人才举措奠定了成功的第一步,为后来他三任地化所所长稳定发展地化所做好了很好的铺垫。

刘丛强任地化所所长初期正是中国科学院开展全面深度改革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时候,各个研究所进行自身的长远发展地位、凝炼学科方向、精兵简政优化科研的管理人才队伍、重组科研机构、改革推进研究所进步,同时带来各种矛盾和阵痛,所长的管理压力在改革中尤其突出,但刘丛强带领所领导班子成功地走过来了。

刘丛强接任地化所所长时,地化所的科研和管理机构延续了八十年代中期地化所分所时的庞大臃肿结构:300人的所有13个实验室(处级)和近10个处级行政管理处室。由于分所使得较多的实验室名存实亡,但“县团级”的实验室主任还在。适应新的发展,精兵简政、科学重组科研和管理机构是必要的,但也是最难的,因为需要“剥夺”不少人的官位呢。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改革犹如革命,有赞同改革就有反对改革的,将改革进行到底就需要坚强的意志、大无畏的精神、自我牺牲的勇气和为实现正确目标的坚定理想信念。刘丛强正是秉持一心为所而大胆改革的精神,无数次的思想工作让多数人接受了地化所的改革方案:将地化所的所有科研机构精简成四个实验室和一个研究中心,将地化所的行政机构精简成4个管理机构。于1999年底,地化所因为改革到位较早进入了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也争得了大力发展的好机会。

刘丛强对地化所有相当的感情是真的,地化所有相当的困难是真的,地化所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亦是真的;要搞好、要出成绩,就必须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刘丛强一项一项地梳理:创新工程基地内与基地外的,从事科研与从事管理和后勤服务的,老同志与年轻人的,退休的与没退休的等等。

“不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不管是任职干部还是一般职工,问题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只要是来反映问题的,我都认真听取积极解答和解决。地化所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人和没能进入创新工程的人的待遇不同,与其当时大家的工资讲这个差别的确有天壤之别的感觉呢。我们现在政策好了,年轻人的工资待遇好,可老一辈退休的,因为原来的国家政策、福利待遇都会差一截,当然会不服气。对待老一辈科技人员不能像甩掉包袱那样一扔了事,他们曾经为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地化所。他们年轻时,国家投入低,待遇低,现在他们年事已高,国家增加投入,年轻人赶上了好时机,就简单地把他们推向社会,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建立健全起来,是不公正的。将心比心,我们的政策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慢慢地,所里的空气逐渐和谐了。”

刘丛强所长人同此心的情怀,敦促他想尽办法,不同程度地解决了这些老同志的问题,得到了老同志们的认同。

“这么大的地化所,肯定有意见相左的人。有的人来吵闹,我就首先相信他的确有困难或遇到不解问题,听他的诉求,不管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你说,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坏人呢?你先认为他是好人,拿他当朋友,站在他的角度思考他反映的问题,问题就好解决多了,他就肯跟你交心。慢慢地,他相信你了,好多事就好办多了。”

作为科研单位的一所之长,刘丛强不仅在管理上尽心地做好了管理工作,在科研上亦强调科技创新、更新科学观念,强调科研人要有一点创新精神,要树立创新意识,强调要审视昨天,耕耘今天,开创明天,要做出新的更好的科研成绩。

1966年就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涂光炽、刘东生、欧阳自远等老一辈科学家的领导下,30多年来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果。而面对这曾享誉国内外的老所,如何再创辉煌,刘丛强所长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上千斤重的担子一个人挑的困难。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刘丛强与党委紧密配合,依靠全所的力量,发扬地化所的优良传统,开拓创新,借鉴国内外科研单位的先进经验,调整学科方向,整合研究力量,确定新的奋斗目标,并分解、落实到每一个群体、个人;新建、改造、美化地化所园区,给大家带来身心绿色的工作环境。

刘丛强所长的一系列新举措、新动作,振奋了所里的同志们,大家一起努力,给地化所带来了新气象、好成绩。

群雁高飞头雁领。1996年8月,刘丛强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资助,带领大家开展地球化学研究前沿领域之一的固体一流体相互作用中的微量元素分配的研究;1998年,刘丛强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国家攀登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组织国内同行开展地质流体作用项目的研究,这些项目作为牵引,影响或推动了地化所乃至国家有关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

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刘丛强任地化所所长时地化所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的前身为1974年正式组建的我国第一个环境地质研究机构,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质研究室,在建立发展过程对我国地方病区的地质环境调查和地球化学病因研究、环境污染规律和环境质量研究,对我国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和京津渤地区污染规律和环境质量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起到了引领作用。随后在全球变化、环境界面地球化学和环境记录研究新领域等方面也开展了创新引领的研究,在我国建立和发展了环境地球化学这一学科。1989年由国家计委批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研究所环境地质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1991年中国科学院批准正式对国内外开放,1995年10月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刘丛强在任地化所所长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深部地球物质的地球化学研究,由于该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展的需要,刘丛强义不容辞大幅度转变自己的研究领域,担任该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带领大家开展以西南生态和环境问题、如西南山地石漠化、西南地区常见的地方性疾病环境起因和环境变化记录等的研究。

西南广大喀斯特地貌地区生态环境条件不好,特别是较多地区发育发展的石漠化问题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石漠化是“石质荒漠化”的简称,指在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下,因人类的陡坡开荒等活动造成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土地生产能力衰退或丧失,地表呈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岩石逐渐裸露的演变过程。这一名词最早由中科院和贵州学者联合提出,中国媒体称“石漠化”为“土地癌症”。中国“石漠化”地区分布于贵州、重庆、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域,以贵州为中心。中国“石漠化”地区也是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

刘丛强说:“中科院地化所生在贵州、发展在贵州,研究所的研究应该从两个出发点开展,一是科学问题突破,为基础科学进步做贡献,二是为国家和区域发展做出贡献,解决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地化所的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应该积极开展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问题的科学研究。”在刘丛强任该国家重点实验室后,调整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方向,面向西南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展长期、系统和综合的科学研究,于是刘丛强也正式“转业”从地球深部物质的探索转向地球表面喀斯特地区的研究。

经过数年的努力,刘丛强带领的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面向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受到国内高度关注的成绩,并于2007年成功获得国家科技部“973”项目的支持,他主持了中国第一个针对石漠化基础研究和治理的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即“973”项目,该项目及其之后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中国石漠化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地化所的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此将西南喀斯特生态环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喀斯特系统科学和喀斯特综合治理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国内国外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刘丛强在石漠化过程和综合治理的基础研究中,发展了中国的地表地球化学研究,特别是喀斯特流域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从2000年开始,刘丛强就战略性地布局了喀斯特系统各子系统(如大气圈、水圈、土壤圈、生物圈、岩石圈)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的研究,其中重点从不同地球表层地质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中悟出喀斯特地区或流域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理解科学问题的同时最终为日益恶化的喀斯特地区生态和环境的治理服务。

几年后,刘丛强及其团队在地表地球化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这些研究也是国际上所关注的研究工作,如美国科学家们提出地球关键带科学的概念,旨在将地球表层各个子系统或单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强多学科交叉和综合集成的系统科学研究。对此,刘丛强说:“地学本来就是一门系统科学,因为地球是一个系统,地球内部和外部、地球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地球表层各子系统之间更是如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能孤立看问题进行研究,将我擅长的地球化学研究理论和技术方法,并应用系统科学观念来研究解决地表生态环境问题和相关的科学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也更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2000年8月,刘丛强作为首席科学家,启动了中国科学院重要方向创新项目“西南乌江流域物质的水文地球化学循环及其环境效应”;2004年11月,刘丛强作为首席科学家启动中国科学院重要方向创新项目“喀斯特典型小流域土壤-植被系统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其生态环境效应”;2006年至2010年,刘丛强为负责人启动中国科学院海外合作伙伴计划“地表地球化学过程与环境效应”的研究;2006年至2010年,刘丛强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了我国第一个研究喀斯特生态环境问题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项目),即“西南喀斯特山地石漠化与适应性生态系统调控”的研究;2007年至2010年,刘丛强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乌江水能开发对流域水环境影响的因素辨识及其表征体系研究”的负责人;2008年至2010年期间,刘丛强为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西南喀斯特流域物质循环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生态环境效应”的负责人。

这些研究,让刘丛强逐步形成了他在地球表层各圈层相互作用及其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研究方面的系统理论研究成果,并让他近年进一步更系统更综合地提出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方向。比如,他建议将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地质与生态系统来进行研究,研究这个完整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系统的运行规律。这是刘丛强先生说的“喀斯特系统科学”。

据不完全统计,刘丛强至今发表国际SCI论文350余篇,合著专著5部,作为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成果受到国内国外同行高度关注。

刘丛强在从事地表(无机、有机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物质循环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变化与(自然或人类活动干预下)地表各圈层内及相互之间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密切相关。针对这核心科学问题,在结合其它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元素和多种同位素地球化学示踪和化学计量学理论和方法,主要对我国西南喀斯特生态系统中岩石-土壤-植物-水-大气界面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流域物质循环开展研究,获奖无数,令人瞩目。

作为生于贵州、长于贵州的科学家刘丛强,对家乡的热爱、眷念而做出的贡献,在这里,得重点提两项。

1990年8月,刘丛强获中国岩石矿物地球化学学会侯德封奖——中国西部(东部)新生代火山岩的同位素以及微量元素地球化学013号。

侯德封先生可是我国鼎鼎有名的科学家,可惜已故去37年了。侯德封教授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家、矿床学家与工程地质学家,而且是我国地球化学、矿产普查与第四纪地质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还是新中国地质工作卓越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地质——地球化学事业,是一位与李四光等老一辈科学家齐名的杰出的地球科学家。

为推动我国的地球化学事业的发展,为纪念侯德封教授生前对发展我国地质学和地球化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鼓励与表彰在矿物学、岩石学与地球化学研究中做出卓越的、创造性贡献的青年地球科学工作者。1983年,我会第二届理事会根据理事长徐光炽院士的提议,通过决议决定设立一个以侯德封教授命名的奖项;其宗旨是:鼓励与表彰在矿物学、岩石学与地球化学(含沉积学)研究中做出卓越的、创造性贡献的青年地球科学工作者;为了纪念侯德封教授(中科院院士)在发展我国地质——地球化学事业中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和他对年轻后学者的提携扶植,决定以他命名设奖。经过三年的筹备,于1986年开始举办第一届侯德封奖(2001年设奖登记时正名为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奖,简称侯德封奖)。该奖是一项荣誉奖。侯德封奖的评选活动由学会下属分支机构“侯德封奖评选委员会”负责,学会秘书处是其办事机构。评选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由当届理事长担任。根据“侯德封奖实施办法”的规定,该奖每两年举办一次,逢双年评选。20年来,已办奖10届。主任委员为刘丛强。

2011年11月,从事西南喀斯特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刘丛强,在贵州省第四届科技大会上得了“黔灵科技贡献奖”。刘丛强将获得的奖金100万元人民币悉数捐给了课题组做研究基金。

刘丛强担任地化所所长三届12余年,也是地化所科研事业快速发展和走出低谷复兴发展的12年:地化所从他上任到卸任时,全所职工中只有8名具有博士学位到近100名具有博士学位;从拥有一个到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科研经费争取能力大幅提升;建设的科研平台进入国内甚至国际一流。

对于不断获得的成就和诸多奖项,刘丛强说,每取得一项成绩一个进步,都是我和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地化所发展和我本人科研工作中的一个新起点,无论是单位或我个人,求发展是始终的,成绩进步是临时和阶段性的,将来有更多的责任、更高的目标,需要加倍的努力和拼搏。

五 十年桃李泛春风

由于地化所老一辈科学家相继退休,青年人才又不愿意留在相对落后的贵州发展,导致刘丛强就任时人才短缺,研究项目偏少,科研劲头低迷。刘丛强认定,建设过硬的创新科研队伍,激发大家的使命感,是地化所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科研带头人,他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尊重、爱护、培养、用好人才,努力营造蓬勃向上、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他强调以德兴所,以事业、诚信、感情、形象凝聚人才。他注重人才“潜质”,下大力让人才在这块土地上成长。

在刘丛强来到地化所之前,所里的青年人出国基本上是有去无回,而近年来回国的增多了,仅2004年就回来了4位。

地化所所长刘丛强是怎样把年轻人引到了中国生活条件相对落后贵州的呢?

一位在2001年回国的年轻博士讲了自己的经历:1997年他在地化所读硕士时,所里正好有一个去加拿大读博士的中加合作项目,他去找刘丛强所长商量。没料所长也正想找他谈话,并请他一起吃饭。所长在饭桌上对他说:“你去加拿大后,希望你能好好地学习,学成之后希望你能回国工作。如果你感觉地化所对你发展前景有利,你可以继续留下来工作,如果你不满意,也可以随时离开。”

“在地化所读硕士时,我年龄小,一直以为见所长是不容易的,没想到所长特别实在,没有说教,没有虚假。刘所长自己在日本多年,也不是不能留在日本,已经做到副教授,但还是回国了。我博士毕业后,所长与加拿大的老板关系很密切,也了解我的学习状况,加上现在国内科研条件的大环境得到改善,地化所的小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因此我看得很清楚,几乎没有犹豫就回来了。”

在抓好地化所留人才引人才用人才问题的同时,刘丛强所长亦不忘培养提携年轻的科研人才,一如当年徐光炽先生以及欧阳自远先生对他的培养、提携一样。刘丛强认为,年轻人具有很强的创造性,是科研工作的主力和未来,因此,研究生的培养一直以来是他工作的一个重点。除了注重学生科研素质培养外,他还特别重视对他们进行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希望学生将来能做好人、做好事、做好科研,成为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虽然管理和科研工作繁忙,刘丛强坚持在一线带学生,尽量争取和学生一道做实验、带领自己的学生到野外工作、坚持批改学生的每篇论文,这对研究生独立科研工作能力和综合工作能力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提起导师刘丛强,历届学生对他真是喜欢、崇敬有加。对他治学严谨、以身作则、整个身心奉献科研事业的情怀与胸怀非常敬佩。刘丛强带队出野外考察、取样,是年年复年年的常态,不管所里的管理和科研工作再繁忙,刘丛强总是提前几十天、甚至几个月安排好出野外的计划。一名已毕业的博士讲,在他就读于地化所的5年时间里,刘丛强曾带他到遵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自治州的大部分县、广西环江县、广东广州市部分流域、东北三省的部分地区采集样品。刘丛强带过的学生们是这样说的:

“2007年5月,由于在出发前刘老师不得不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他赶到贵阳时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他顾不上吃饭,在司机顾师傅生病住院的情况下亲自驾车带队去广西采样,到达采样点(环江喀斯特农业生态站)时,时间已至半夜10点多。第二天,刘老师带领大家开始繁忙的野外工作,由于任务较重,刘老师吩咐大家午休一下再干工作。当我们醒来后按预先的时间准备继续野外工作时,却发现刘老师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回来了。原来,他顾不上休息,利用午休时间爬到站里的一座海拔约500米的山顶,并采集了一些岩石及土壤样品,看着他疲惫却有略带兴奋的神情,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深深感动了……”

“2008年7月,刘老师的女儿刘頔利用假期从北京来贵阳看望他,希望能和爸爸多待些日子。可刘老师却让刘頔参加我们野外采样工作。一路上,刘頔几乎没有机会和爸爸聊聊北京的家长里短以及自己硕士毕业的打算,而是不停地听刘老师对野外景观的讲解以及专业相关的知识。刘頔开始几天有点生气,但最终还是被刘老师的科研精神所感动,并义无反顾地选择继续攻读环境地球化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

为了祖国的“地球化学”研究后继有人,刘丛强将他的女儿刘頔成功地领进了“爸爸的”科研领域。

“2010年7至8月我们在吉林伊春采样时,为了采集到森林中的溪流和典型花岗岩风化壳样品,我们的车队不小心进入了路况较差的深山中。一路上,刘老师多次下车和大家一道用铁锹开路、推车,并鼓励大家不要放弃。直到深夜,我们才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课题组的人手机通常都24小时开机,周末和假期一般没有特殊情况也不会去特别远的地方,尤其是当自己的论文交给刘老师批改时更是如此。因为刘老师管理和科研事务很忙,只有在晚饭后和节假日时间才有空批阅论文。尽管如此,刘老师从来不放松对我们论文的审阅和批改工作,从错别字到英文翻译,从实验数据到结果分析,从摘要到结论讨论,甚至是参考文献的细节,他都会仔细核查,也正因为此,刘老师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工作到2点钟,晚上12点以前和学生打电话讨论问题是常事,甚至有一次我在凌晨3点多还收到刘老师的邮件……”

“成功,就是两个字:勤奋。我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在研究方面也没有什么天分,我只知道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研究表面上是一件艰苦、枯燥的工作,但是当你真正钻研进去了,你自然会从中享受到乐趣。”刘丛强如是说。

“刘老师还特别关心我们的生活,每年都不忘记通过发放劳务费、研究生补助等的形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以使我们专心学习……”

“每逢过节,刘老师总是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召集他的学生一起聚餐……”

“甚至每次过春节时,刘老师都不忘记给我们每个学生发短信,给我们及我们的家人问好、拜年,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年我们要提前给老师发短信拜年,免得他赶在我们前面……”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郭庆军研究员,一谈起他的博导刘丛强老师,掩不住的喜悦、崇敬顿时就在他脸上洇开了:

“自1999年有幸成为刘老师博士研究生以来,业务上,刘老师孜孜不倦、不厌其烦的精心指导;生活上,刘老师把我当他自己的子女和家人一样看待,无微不至地关心。很多事都让我记忆深刻,终身受益。2002年,作为博士研究生的我在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实验室开展实验分析工作,刘老师去德国访问教学一周,我有更多机会和刘老师相处,学术上还得到刘老师近距离的指导。刘老师给我建议和意见,让我懂得科研工作虽然有很多艰辛,只要通过努力,勇于创新,实验取得成功后,能获得更多的快乐。”

“刘老师不仅是大科学家,而且还多才多艺,烹饪水平一流。他不但教我做菜,我还有幸吃到刘老师亲自做的饭菜。他教会我不但要在学术上努力攀登高峰,也要追求生活的质量。刘老师生活上积极向上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3年,我博士学习毕业后,拟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青年基金,我把写好的初稿给了刘老师,希望他给我更多的建议和意见。刘老师当时是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所长,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他仍在百忙中修改了我的申请书。当我看到刘老师修改后的申请书初稿的时候,通篇是修改的痕迹,这些都是刘老师逐字修改的结果,这让我此生记忆深刻。他不但教我从框架和思路上怎么去构思和撰写申请书,而且从内容上,要精雕细琢,反复修改。他对我说:‘申请书的质量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也是基础,只有申请书写好了,才有可能获得资助,最终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我们科学研究的梦想。’这些话让我受益匪浅,永生难忘。”

“2006年-2009年期间,我在德国作为博士后和洪堡学者开展研究工作。我拟2009年年底回国工作和生活,我申请了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人才项目,并将于2009年4月25号参加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岗位招聘答辩会,刘老师2009年4月20-25日正在贵阳主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的会议。21号大会正式开幕,他白天不但主持会议,而且还做了大会报告。当他结束白天的会议议程,已经非常疲倦了,可当天深夜,竟然在他的办公室要求我给他汇报中科院百人计划答辩申请和内容,并逐字逐页地修改了我的PPT内容,给予我的申请报告非常宝贵和关键的建议与意见。刘老师的这些指导,为我最后顺利通过中科院组织的百人计划答辩会及以后继续从事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能成为刘丛强老师的学生,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天津大学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李思亮回想起他在地化所硕博研读期间,导师刘丛强先生对他在学习中指导的点点滴滴,用‘醍醐授业,点水结缘流域生物地球化学’来感谢刘丛强老师的授业之恩。”

“2000年的8月,我从广州来到了贵阳地化所,成为了刘丛强老师的研究生。在硕士阶段课程学习中,通过刘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解‘微量元素地球化学’,使我逐渐了解到地球化学的基本知识,让我感受到地球化学的魅力,在遥远的星空,抑或是地面近在咫尺的树木、土壤、大洋彼岸的岩石,它们的微量元素分布都有很多异曲同工的模式。我们的宇宙,生活的星球也许分成了很多星际的界限,地球的圈层,让我们知道了界线和边际。然而流体的穿行,信息的交递,在那些遥远异质空间平行的相互存在和展现,却让人感知了无界的规律和系统变化……

一开始我试图结合曾经微薄的生物学背景和地球化学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方案,微生物在氮循环变化中导致的同位素分馏,期盼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刘老师总是每每鼓励这当时没有可行性的设想。然而我碰壁良久,不得其法。

一日,刘老师说:‘水是地表环境中重要的流体,喀斯特地区三水转化已有诸多研究,但其生源要素物质赋存和运移却触及较少,其物质差异化分布也是生物作用和化学作用的结果,这将是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于是乎,刘老师带领我们穿过泥泞的山路,夏天冒着烈日,间或顶着乌云,冬天迎着快要冻成雪花的小冰晶找到了诸多钻井,农家水井、自流泉、山间泉、河水。些许迷惑、些许忙碌、些许快乐地尝试解析那些三水间碳氮的传说。

地下水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开始转到地面上,开展了不同尺度地表河流方面的研究,缓步前行在那些河网,那些自我结的定思之网。电子、原子、分子,物质在黑暗中穿行变化,而我却执着于他们的表象,总以为能发现他们律动的差别,有时觉得很遥远,有时又觉得近在咫尺,欣喜发现了很多秘密,其实一直在黑箱外徘徊。

总是不经意间得到刘老师的再次点拨,物质传输中有很多关键过程,在点面垂向变化方面的研究常常被忽略,随着生物改造和水分驱动的物质变化成了秘密,而我们在大尺度上的解析总是执着于空间上的解译,曲线背后的因缘际会耦合关联却流离在字里行间以外,难以显现,因此从事以关键带为点的多维度系统性研究更为重要。

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的一缕光、一-阵风、一场雨,迷惘的我再次觉醒。谢谢刘老师,一直带着我行走在地表之上,指点我挖掘于地表之下。”

渊博的学养、深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科研态度,温婉待人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刘丛强在国内外地学领域声名远播,桃李满天;许多求知若渴的学子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得他的亲自传授。刘丛强在地化所的近20年中,培养了博士研究生毕业60余名、硕士研究生毕业10余名,15名(国内外)博士后出站,目前还有在读博士9名、硕士3名,在站博士后1名。已毕业的学生,目前正活跃在全国有关科研和教育单位的科研和管理岗位上,为中国地球化学事业的发展焕发着光和热;其中有4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3名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3名为科学院“百人计划”人才和省特聘教授,4名获得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侯德封奖,21人获教授职称,多人成为相关单位学术带头人和重点培养对象,1人入选中国青年科学促进会会员,多名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奖……

刘丛强除了对自己的学生培养外,还特别注重给有潜力的年轻人提供各种学习和出国的机会。在“973”项目实施期间,刘丛强主动和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单位沟通,让这些单位的科研工作者及学生参与到项目中,以便为贵州省相关学科的发展奠定后备人才基础。

由于刘丛强出生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知道这些地区的儿童求学不易。因此,他十分关注这些地区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除了帮助建设和资助由他的研究生导师涂光炽设立的“光炽希望小学”外,他本人还长期资助贵州山区的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

身兼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和贵州省科协副主席的刘丛强,组织和参与了10余次规模较大的科普教育和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传教育活动,累计吸引近万名学生、科技工作者及其它行业的工作者参观或收听,在提供全民科学素质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已经是科研领域上层、却仍然在“科普”工作上亲力亲为的刘丛强认为:“科学普及工作,是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必须做的工作。”

天道酬勤,刘丛强在学术研究、管理工作及研究生培养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均获得了中科院、贵州省的多次表彰。

对此,刘丛强坦言,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领导、地化所职工及他的研究团队的长期以来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刘丛强表示:“这些成绩的取得,只能是我科研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意味着我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具有更高的目标,并更加努力地拼搏。”

刘丛强还强调,“我们应努力继承并发扬涂光炽先生和老一代科学家的优良学风与传统,自觉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科学创新、发展我国地球科学事业、将我国建设为创新型国家的使命。”

“我将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厚望,在追求真理、探索未知、发展科学、创新技术的道路上永不停步、永不懈怠、永不自满,争取不断取得新的创新成果。”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人民的幸福生活,人过中年的刘丛强初心不改,依然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着。

2011年12月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丛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3年2月,刘丛强获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2016年6月,刘丛强当选为欧洲地球化学联盟和美国地球化学学会共同选举的学会会士。

2017年2月15日,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经过全世界提名和五轮严格评选,公布了新增院士(会士)名单,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刘丛强院士当选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此次公布的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新当选的60名院士名单中包括3名荣誉院士和9名外籍院士。学会特别表彰了刘丛强院士等3人对推动RSE的国际化工作所做的努力。

如今,肩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使命的刘丛强先生,正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转辗于全国各大高校、各地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基地,不断地为传播、培养祖国的理学科学家忙碌着。刘丛强先生说:“我的工作,就是充分依靠专家评选好每一个项目,优中选优,将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投放,用到真正需要的、好的研究项目和优秀的科学工作者中去,同时推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出生于贵州大山的“蓬蒿人”刘丛强,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而壮年,通过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再的不懈努力,抓住一切机会,乘着祖国一天天一年年飞速发展的春日风,个人前途、国家事业均得到了绝好的发展,且仍在不断向前。

今天,从少年时期就在贵州大山中自做笛子吹曲、自做二胡拉唱,高歌祖国好、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丛强先生,绝对可以用他更加高昂和铿锵有力的歌喉,骄傲地仰天高唱“我辈岂是蓬蒿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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