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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卫健——她从贵州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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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周卫健1953年3月23日生于贵州贵阳,第四纪地质学家。

1976年毕业于贵州大学。1995年在西北大学地质系获博士学位。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0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16年当选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会士。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政协陕西省第十届、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

周卫健在古气候突变事件、10B环境示踪和14C年代学领域取得系统创新成果。首先报道了东亚季风新仙女木突变事件的可靠地质证据,及其寒冷和降水增加的特点以及高低纬气候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为气候趋势预测提供了历史相似型。创造性地利用黄土10Be定量重建地磁场强度和季风降水变化,为解决中国黄士10Be示踪环境的难题做出关键贡献。创建了大样品-小样品-微量样品14C测年方法序列,解决了当时考古和地质小样品测年难题。近年来主持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为地球环境研究提供了平台。

1953年3月,初春的贵阳乍暖还寒,位于六广门的妇产医院内,一个女孩呱呱坠地,她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女孩。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父母给他们的女儿取名“卫建”,取保卫国家、建设国家之意,年轻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女儿长大后,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卫建的父母没有想到,他们的女儿之后的努力和建树,远远超过了他们多少有些简单的期望,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卫建已成长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

卫建的父亲,少年时期就投身抗日游击队的行列中(1938年),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她的母亲,在中学求学期间(1947年)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毅然放下书本,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跟随着刘邓大军一路西进到贵州,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贵州的第一批革命干部。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小卫建可谓根正苗红。少年时代的卫建住在省委大院里,生活条件优裕,但父母对几个子女要求严格,卫建身上没有一点干部子女的娇矜之气,相反,踏实、厚道、与人为善的行为,让她在后来的生活道路上,每换个环境,都能赢得大家的喜爱。

在爸爸妈妈眼里,小卫建不是个伶俐的孩子,但她踏实,凡事不马虎,做事认真的风格,使她一路走来,总能在人群中崭露头角,这一切完全源自她对人对事的那种实诚劲儿。

几十年后,沉淀在亲人们记忆深处的,还是那些让人心悦、不愿忘怀的印记——

亲人记忆

“我这个女儿,从小到大,每一段时间她都有一个梦想,然后她就全力以赴地朝着梦想的方向努力,卫健不是高智商的人,但她踏实,刻苦努力,舍得付出,她就是这样积沙成塔,一步接一步地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现在她是国际知名科学家了,不知道她还有什么梦想?”

——周卫健妈妈

周卫健妈妈,86岁高龄,中学时期,赶上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还是少女的她毅然放下书本,扛起枪杆子,走进了革命队伍。她是这样讲述关于女儿的故事:

我这个女儿从小厚道、实在。他们兄妹三人,卫建是老二,小时候读书,几个孩子比起来,卫建显得比较一般,特别比起她的妹妹,总显得不那么机灵。经常是他们兄妹放学回家后,妹妹早在学校把作业做完了,一进家门,放下书包,就到院子里与其他小朋友疯玩打闹。我和她爸看她妹妹学得轻轻松松,还拿了好成绩回来,经常夸奖她;而卫建整天闷头学习,有时候考得还不如她妹妹好,都觉得卫建头脑不怎么灵光。兄妹笑她,卫建不在意,照样趴在桌上看书做题,直到很晚才睡觉。看她很自得其乐的样子,我们也就不再说她了。

后来我发现卫建外表沉静不张扬,内心却很有主意,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她自己把名字改成了“卫健”,意喻“保卫祖国,要有健康的体魄”,从此“卫健”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卫健读初中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娃娃们都读不成书了。有一次卫健跟着同学们出去大串联,回来后就不大出门去看大字报、上街游行、找同学聊天,而是宁愿待在家里看书学习。

卫健小时候很单纯,与人为善,从小到大,也从没听说她和哪个同学伙伴有矛盾,读书学习也没让我们操过心,看上去老实的她有一股韧劲,进取心强,遇到她想做的事,很坚持。记得她读初中二年级时,上山下乡开始了,她看哥哥成了知识青年,也想去农村当知青,当时她才15岁,按政策规定她可以不下乡,我也晓得贵州农村生活艰苦,担心她去了受不了,不同意她去,卫健没想到我会阻止她,平时很温和听话的女儿为此事发了火!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锻炼。”听了她说的理由,我也很无奈,只得让她去。

1968年底,卫健下乡到了贵州省罗甸县,当了一名知青。那一段生活对她是很大的考验,十五岁的女孩子,除要管理自己的生活,还要学会干各种农活,真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贵州农村生活条件还很苦,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干着繁重的农活。但这孩子很要强,从不向家里叫苦,还是咬牙挺了过来。

后来卫健回城,到贵阳一中上高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当老师。1973年,卫健通过群众推荐,参加考试来到贵州大学外语系上学。上大学时,她一门心思读书,周末回到家里,一早起来就背英语单词,看各种书籍。隔壁邻居都说:“你们家卫健学习真勤奋。”

1976年,卫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赤水天然气化肥厂,这是一家美国投资建设的化肥厂,她在厂里给外国人当翻译,那一阵她都不大回家,偶尔抽空回来时,我看她皮肤也晒黑了,人也瘦了,可想而知那边的工作有多繁忙。

从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结束工作回贵阳后,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人事处的领导隔三岔五来我家做我的工作,他们希望卫健到地化所去工作,很有诚意,我想肯定是卫健在赤天化工作表现好,人家才看重她。

原本想地化所离家近,卫健就在这样的单位里安安稳稳当个翻译,以后成个家,一家人有个照应就行,谁知道卫健进地化所工作不久又有了新想法,她要学地质,我当时想这孩子主意真是大,地化所那么多各类专业人才,你一个学英语的能学出个啥呢?

那一阵,卫健白天上班,晚上到贵州师范大学(当时为贵阳师范学院,下同)地理系听课,周末都不休息。后来她硬是学出个样子来了,她有外语基础,在地化所又有那么多老师专家指导,加上自己的勤奋好学,她的地质地理知识提高得很快。

1985年,为了筹建中国科学院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窒,卫健到西安工作,按规定每年有探亲假,可至今她从未请过探亲假回贵阳探亲,反而是我们去看她,去给她带孩子。每次去西安看她,总是忙忙碌碌,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在实验室做实验,忙个不停。

1986年,卫健准备到澳大利亚学习时,她的父亲告诫她:“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要为祖国建设服务,尽管国外实验条件好,待遇好,但祖国才是自己的家,我们不能贪恋国外的物质条件而忘了报效祖国。”卫健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她爸爸去世了,为了不让她分心,我们也没告诉她,卫健回国后,才得知她爸爸已经走了,她万分悲痛。她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期间,学校以优厚的条件留她,但她还是遵照她爸爸生前的嘱咐,回来报效自己的祖国。

卫健为人很实在,她当知青回城后,在贵阳一中当老师,后来单位推荐职工并报考上大学,大家都一致推荐她。她乐于资助别人,有同情心。她有个同学,下岗了,生活有困难,她资助这个同学,一给就是好几百。她自己吃穿用都极简单,后来她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我说你当了人大代表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动员几次她才买了件大衣穿上。

卫健的先生是北京大学地理系地貌专业毕业的,卫健就在他的影响下,进一步攻读了地质地理学科知识。我觉得奉献得最多的还是她先生,我的女婿。我这个女婿人品真不错,善良低调,为人着想,家里没有这样一个坚强后盾,哪有卫健的成功?

这些年卫健社会职务多了,工作更繁忙了,与家人相聚的时间更少了。但我看她在外国人面前演讲那么流利,老外给她鼓掌那么热烈,虽然我听不懂,我心里很欣慰的。我和她爸爸当初参加革命,不也就是想让中国人生活得有尊严,让自己的祖国强大不受人欺凌吗?

我从姐姐身上知道了什么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成功不能靠小聪明;对事业的热爱、毅力和执着,才是成就大事的必要元素。

——周卫健妹妹

妹妹记忆里的姐姐是这样的:

从小,我和姐姐就显出了天性的差别,我好动,机灵,学习上不费劲。我们成长在一个管教极严的家庭,父亲在少年时期就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从小老爸对我们就特严,家里禁忌很多,比如吃饭时不能撒一粒粮食,吃完饭,碗里不能剩一点食物。绝不允许说谎,有一次,我逃学,给家里谎称我去上学了,爸爸知道后狠揍我顿,还让我面壁思过。我姐去罗甸下乡的时候才十五岁多一点,不到上山下乡的年龄,那时农村生活条件很苦,姐姐回家时偷偷哭了,我把姐姐的情况给爸爸讲,想让爸找关系让姐姐回城,爸爸不同意,说上山下乡就是锻炼年轻人,让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如果怕苦跑回城,还怎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小时候,姐姐不像其他女孩子喜欢梳妆打扮、疯疯闹闹的,放学回家,我们都喜欢到院子里跳皮筋、玩游戏,姐姐却喜欢闷在家里啃书本,有时还自己当老师,拉着我和院里另一个孩子,搬个小凳子命令我们坐着,让我们给她当学生,我们笑她,她也不在意,乐此不疲。姐姐文静,好像书里有她琢磨不完的问题。那时候爸爸妈妈常常表扬我,妈妈对姐姐说,你看你的妹妹,学习不费劲,轻轻松松就拿一二名,你这么用功,成绩怎么还不如她。姐姐也不在乎这些评价,依然认认真真地做她自己该做的事,一直读到高中,我都没觉得她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后来姐姐在贵阳一中当老师和班主任,她对工作可是非常负责,白天上课,晚上家访,天天乐此不疲,很晚才回家,随便吃口饭又埋头备课。每个学生的家她都去家访,我说“人家学生家长都没把孩子读书当回事,你这么认真干嘛?”姐姐说:“虽然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但是人只有学了知识才能进步。”

1973年,姐姐上了贵州大学外语系,按说那时候大学生毕业都不愁找工作,读书是可以读得轻松一点的,可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苦读,整天随身揣着一个小本子,记英语单词,背啊念啊,好像她全部的快乐都在书本中。记得当时她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从香港给她弄来一台放音机,姐姐如获至宝,每天眼着放音机听啊读啊,她的英语水平很快超过了其他同学,就这样她还不满足,一点不松劲。

大学毕业到了地化所后,姐姐居然转行搞地质。那时候地化所人才济济,她个学外语的,也真敢挑战自己。周末假曰,年轻人都外出郊游,她却到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恶补专业知识。

后来姐姐随姐夫去西安筹建黄土研究室,再后来她去澳大利亚深造,在澳大利亚完成硕士学业,回国后又去读西北大学地质系的博士,靠她的潜心钻研,还真的读出个样子来了。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当地报纸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过她,真是为国家争了光。

姐姐现在成了科学家,功成名就,本来可以把日子过得悠闲一些,好好享受下人生,可是她生活上还是像以前那样简单,而在事业上仍然奋发向上。她从小就不惦记吃吃喝喝、穿衣打扮这些事。小时候妈妈给我们姐妺俩一起买新衣服,同样的衣服,我的都穿旧了,她的还崭新的放在柜子里,舍不得穿。她结婚有了自己的家,生活上还是老样子,能简单就绝不复杂。她女儿小的时候,衣服短了接长了再穿,孩子老穿旧衣服。我女儿小时候,姐姐还从西安寄了一大包她女儿的旧衣服给我,让我女儿接着穿,我对姐姐说我们又不是没条件买新衣服,别弄得孩子穷兮兮的,姐姐说那叫节约资源。她对自己更朴素,一年四季穿运动衫、工作服就打发了,我们提醒她,说你现在有很多社会职务,也要出席一些大场合,穿得太随便了不像样,她这才买了几件好点的衣服穿上。姐姐和姐夫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收入不低,但姐经常给我们强调要艰苦朴素、节约资源。

姐姐的成功给我很多启示,人要成就一件事,其实更多的是来自对自身的修炼,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坚持不懈,铁棒才能磨成针。所谓成功,就是不断坚持的结果。

破茧成蝶

1966年,周卫健上初中了,学校里的课程多了好几门,卫健觉得每门课都有意思,特别是数理化,她很感兴趣。正当她做着学好数理化,将来当个工程师的梦想时,“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原本宁静的校园风雨飘摇,停课、串联、武斗,闹剧一出连着一出,教室里已摆不下一张学习的课桌。正值豆蔻年华的小卫健一脸茫然、无比困惑。一夜之间,正直、慈祥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家里也失去了以往的温暖、安宁,读书成了一种奢望,沮丧无聊、不安的情绪充斥着小卫健的内心。怎么办?时事动荡,年幼的周卫健完全不知道往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自己往下的路该怎么走。

转眼到了1968年,卫健满十五岁了,尽管在父母眼里,她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卫健却觉得自己长成大人了。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的号召唤起了周卫健探索新生活的愿望,尽管还不到下乡当知青的年龄,她毅然决然报了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卫键当时想:“到农村去改天换地,有所作为是青年学生的愿望。下定决心,丢掉幻想,到农村去,把自己的青春,绘画成多彩的一页。”当时贵阳一中还将她作为一个积极要求下乡当知青的典型,进行宣传并奖励她一套袖珍毛泽东选集,手捧红宝书,她激动得一夜未眠。

妈妈知道农村的苦,不让她去,小卫健却铁定了心,一番据理力争后,卫健胜利了。随着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她们坐了一天的汽车,到达偏僻落后的贵州省罗甸县城,次日背着行李,在向导的带领下,走了一天的山路,黄昏才到达大亭公社,受到当地布依族青年农民的热烈欢迎。卫健来到农村后,才知道有许多严酷的考验在等着她,那是一个在城市里舒适环境下长大的十五岁少女完全难以想象的生活。当时贵州农村生活条件还很苦,卫健一到乡下就被蚊虫和跳蚤叮咬,身上被咬了许多包,奇痒难耐,抠烂了化脓,浑身难受。为了解决村里人喝水问题,卫健和知青们对周边山区的水源进行了调查,想引水上山,但由于当时生产队里没有经费和条件,这一想法成了泡影。在农忙期间,早春,赤脚踩在冰冷的水田里学插秧;夏日,头顶烈日在稻田中薅秧锄草,收工回到知青点时,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倒在床上就不想动弹了。秋收时节,起早贪黑地收割庄稼,累得腰酸背痛,但是,当把经过自己一年辛勤劳动收获的庄稼挑回生产队时,心里确有说不出的喜悦。农村的艰苦生活,使她流过泪,也曾想打退堂鼓,但是在贫下中农的热心帮助和教育下,她咬牙挺了过来,知青的生活,锤炼了她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直到1970年,卫健回到贵阳,在贵阳一中上高中,毕业后当了老师。重新拿起书本,卫健倍感亲切和不易,她对工作格外尽心,赢得了学生和老师的肯定。天道酬勤,好运降临到卫健身上,学校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由于她出色的工作表现,大家一致推荐她,通过考试,卫健终于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1973年秋季,她进入了贵州大学外语系,成了一名大学生。

在没进大学之前,周卫健一直有一个当工程师的梦想,因为她数理化成绩一直很棒,在她简单的理解里,数理化一定是和工程师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大学,她被分到英语专业,卫健感到离工程师的愿望远了,可她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做一个好学生就要服从组织安排,要争取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好在那时的贵州大学外语系,有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有很多老师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学成归来的,英语功底很扎实。学校里学习风气很好,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教学一丝不苟。那时候教学条件差,学生们就靠一个随身带的英语单词本,只要有空,就拿出本子来背啊记啊,完全是死记硬背。为了让学生准确掌握发音,老师们让大家对着镜子练口形,校正发音,日常交流全用英语,回到寝室里,同学们互相监督,共同创造一个语言环境。踏实好学的周卫健在这样的学习氛围里,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的品格与学风得到班里同学们的认可,被推举为班长。

1976年7月,周卫健以优异的成绩从贵州大学外语系毕业。那一年,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公司从美国凯洛格公司引进一套天然气化肥生产项目,这个项目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注。项目落地贵州,很多外国专家也随之而来,他们来到中国语言不通,急需英语翻译人才,贵州省外事办公室在贵州大学选拔了8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驻厂翻译,那时候,“又红又专”是选人的硬性标准,品学兼优的周卫健自然名列其中。

到了赤天化,周卫健接到的任务是给一位美国机械泵的专家当业务翻译,面对从未接触过的工程领域里的英语词汇,考验是巨大的。业务翻译和生活翻译不同,首先要熟悉大量的化工、机械等专业词汇,周卫健急需恶补这方面的空白。这还不算,天然气项目白手起家,工作很辛苦,经常是穿着水胶鞋踩着齐膝深的稀泥行走,还要爬上爬下几十米的高塔,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施工中伴随种种危险,工作环境也很艰苦。

就当时的国内化肥产业发展水平而言,这个天然气化肥生产项目规模庞大,工艺先进,涉及技术、生产等不同专业,进行科技翻译的难度很大,大学里成绩优秀的周卫建,面对重重叠叠的专业词汇,倍感诸多困难,可她不认输,困难反而激活了她平时里就喜欢挑战自己的那股子劲,她下苦功钻研科技英语,认真查阅相关英文技术文档,花时间提前做功课,不厌其烦地和国外技术专家交流、沟通、参与技术安装、试车运行以及各种专业技术的谈判,经历了一系列艰难的翻译工作,对她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历练。在中外专家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经过两年艰菩奋战,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建成,周卫健的出色表现,获得了外国专家和同事们的一致赞扬。

1978年,赤天化项目安装调试工作结束,周卫健和她的同学们回到贵阳等待分配,许多用人单位知道这批翻译在赤天化项目上的优异表现,他们就像从战场上归来的勇士,受到各部门的争抢。

那是一个急需人才的时代,省外办、省公安厅等许多大机关都看上了这批新生力量。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领导相中了肯学能干的周卫健,当时的地化所所长,国际著名的地球化学家涂光炽院士亲自面试,结束后说“一定要想办法留下她”。地化所外事处处长多次到周卫健家做工作,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妈妈最后为女儿做了主,“进地化所。”理由很简单,“地化所离家近。”其实,卫健妈妈坚持的是:“在哪里都是为国家工作。”

就这样,周卫健进了地化所工作。进所后她才知道,这里是一个高端科研人才聚集的地方,地球化学家涂光炽、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学家刘东生等全国赫赫有名的地质学泰斗都在这个所里,来到这样的科研环境里工作,周卫健被另一个世界的精彩吸引了,原来我们脚下的土地有那么多神奇,有那么多未解之迷等待探索,地质学,真是一个奇妙的领域。慢慢地,周卫健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单纯的英语翻译了,“你英语学得这么好,又这么年轻,现在转行还来得及。”看到周卫健兴致勃勃的学习地质的劲头,北京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生物学家周明镇院士也鼓励她钻研地质学。

英语只是工具,必须掌握一门专业。说干就干,周卫健迅速地把想法付诸行动,地化所的领导知道她的想法也很支持她。从此,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周末节假日全用上,她成了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旁听生。贵州师范大学的领导看她那么好学,给她创造学习条件,以后就在地理系成了正式学生。就这样,从一张白纸开始,周卫健起步了,她把业余时间全用在学习上。同时又结合地化所的工作不断加深自己对地质学的理解和认识。从人文学科跳跃到自然学科,难度大,要补的空白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学以致用、知行并举,在师范大学良好的学习环境里在地化所浓厚的科硏氛围熏陶下,周卫健逐渐深度介入了地化所的科研工作,走进了地质学家的行列。有了英语和地质的两只翅膀,她的空间越发开阔,越有高度,之后她在国际学术交流工作中,不仅翻译水平赢得赞誉,在科研方面的成绩也越来越醒目。

破茧成蝶,周卫健完成了一个漂亮转身。

情牵黄土

20世纪80年代初,与地化所合作的一位美国加州大学著名地球化学教授看出了周卫健的潜质,提出推荐她赴美留学,并提供奖学金。那时经历了动荡之后的中国正是百废待兴,外语人才非常匮乏,地化所的工作需要她,经过慎重考虑,周卫健放弃了这次出国深造的机会,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从此,顺着地质研究的方向,她的根越扎越深。

1985年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在西北黄土高原建立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要从贵阳地化所抽调一批科技人员先赴西安完成筹建硏究室的工作,这批人中有周卫健的爱人,尽管明知大西北条件艰苦,万事开头难,但周卫健坚决要求跟爱人起赴西安,于是,这对地质夫妻离开了他们自幼成长的故土,来到了陌生的西北大地。祖国的大西北是从事黄土研究的最理想之地,有了近十年地质工作的浸润,周卫健心里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寻的向往,生活的艰苦,远离父母、朋友的不舍都在兴奋中淡化了。

于是在中科院院士刘东生的帶领下,在安芷生院士的直接领导下,周卫健奔赴西安参与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建设。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周卫健对中国的黄土有了自己的思考:从黄土里可以找寻古气候与古环境变化的信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周卫健已经从实验室的一个普通科研人员成长为一个硕果累累的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的专家。1999年,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升格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周卫健先后成为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作为建所元老之一的她,最清楚路走来的坎坷与艰辛。

1987年,在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建设期间,周卫健被派往澳大利亚,与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作研究中国黄土高原的14C(碳14)年代学。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间,她除了在实验室做实验,学习和掌握14C测年的实验方法与技术外,她还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理系攻读硕士课程。由于有良好的外语基础和之前的工作实践,她读得顺风顺水。毕业时,她的成绩在地理系名列前茅。外国人、一个学外语出身的非地理专业学生,周卫健的成绩和种种特质让她的外国老师们刮目相看,三位导师联名推荐她攻读博士,是留在国外继续学习还是回国效力,选择摆在了周卫健的面前,她挂念自己的亲人,也挂念着他们白手起家,还在初创阶段的黄土研究室,1988年8月,周卫健毅然放弃了在国外读博的机会回到祖国。回国后她才知道,在她心目中一直很健康、慈祥的老父亲已辞世半年,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习,家里人瞒着没告诉她。父亲走了,但父亲的“为国奉献”的教导言犹在耳,忍着内心巨大的悲痛,周卫健又积极投入到研究室的建设中。

创业期间的各类实验室,经费不足、设备落后,难题一个接着一个,她与同事们想办法积极争取,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周卫健把在国外学习到的14C制样技术应用于年代学实验室,很快建立起了一套具有国际水准的14C制样系统,并开展了不同类型样品的制样方法研究,在建立14C测年手段和提高测年可靠性方面取得了系统性成果。

回国后的周卫健,一直没有放弃进一步学习的打算,她始终不满足硕士学习时积累起来的对地质科学的认知。于是在1992年,她白天工作,晚上挑灯苦读,经过一番刻苦努力之后,她参加了全国博士生入学统一考试,考上了西北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及地层学博士研究生,师从治学严谨的薛祥熙教授,从而走上了求学的更高征程。通过3年的潜心钻研,1995年,周卫健从西北大学地质系博士毕业,她的博士论文获得了第一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奖项,那一年,作为大学学校数量名列全国第三的陕西省也仅有4篇博士论文入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在读博士期间,周卫健围绕我国环境敏感带的季风气候变迁及14C年代学开展深入研究,她首先在黄土和泥炭沉积中检出了“新仙女木”气候突变事件(简称YD事件)的可靠地质证据,提出了该事件具有百年尺度干冷—湿冷—干冷的季风气候波动特征和北半球的寒冷性质,纠正了东亚YD事件以暖湿气候为特征的认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这一研究成果为我国乃至东亚气候预测,提供了科学依据及历史相似型,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自身学术实力的不断强化,使周卫健的科研水平如虎添翼,她在黄土研究室的研究中不断地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可靠年代标尺的建立和环境过程的示踪,是我国全球变化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面。加速器质谱(AMS)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为有利的先进仪器,但是直到本世纪初,我国的AMB设备还远不能满足地球环境科学研究和参与激烈国际竟争的需要,因此,周卫健率先提出并于2006年主持建成了由科技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支持的多核素分析“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AMS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国家十大科学仪器中心之一,周卫健也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女负责人。在她的带领下,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开展了14C、10Be(铍10)、26Al(铝26)和129I(碘129)等核素年代学和环境示踪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多次参加国际放射性核素测试比对并取得优异成绩,建立了14C样品前处理新方法,提高了测年的可靠性;成功开展了微克级14C测年,提出研究碳库效应的“平均值概念法”,在湖泊沉积物定年和环境考古中取得重要成果;建立了10Be/26Al暴露/埋藏年代学测试方法,可作为数百年至数百万年区间一种重要定年手段,为地球环境过程示踪、年代标尺的建立及环境考古硏究等提供了可靠的测年保障。运用宇宙成因核素示踪现代环境过程,服务于国家需求,周卫健带领团队拓展了大气化石源CO2排放的14C示踪和核环境安全的129I示踪等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加速器质谱应用研究学科的发展。

揭开地球科学的未知奧秘,是周卫健的永恒追求。在14C测年技术研究的道路上跋涉了20多年后,她又将目光瞄准了宇宙成因核素10Be的环境示踪研究,再一次取得了系统创新的科研成果。

中国黄土不仅系统地记录了第四纪以来东亚地区连续的气候变化历史,也记录了地磁极性转换以及地磁漂移信息,是地球环境硏究的理想对象。基于古地磁手段的黄土磁性地层学研究发现,最近一次地磁极性倒转事件在中国黄土中的记录与全球不同步,由于中国黄土—古土壤序列的年代框架主要是基于磁性地层所建立的,这使得黄土记录的古气候事件的全球对比研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应用宇宙成因核素10Be示踪地磁场演化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能够捕获地磁场变化的微弱信号,通过分析与地球磁场强度相关的核素产率变化信息,可以示踪古地磁场强度变化的历史。然而前人的研究主要是利用黄土10Be进行古气候研究,因黄土10Be中的地磁场信号受不均匀季风降水及粉尘通量变化影响,无法直接显示地磁场的变化,因此利用黄土10Be研究地磁场强度变化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难题。

如果能攻克这一难题,就可以为研究更长尺度的环境变化开辟新的硏究方向,瞄准了目标,周卫健兴奋万分。还在西安加速器质谱的建设期间,她就与国际高水平加速器实验室开展了黄土10Be样品分析与方法探索的合作,创新性地提出了多变量地学系统的线性回归分析中的“平均值概念”,将黄土10Be浓度中受地磁场和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同组分分离的创新思路。

随着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的建立,在拥有先进的设备条件以及前期方法摸索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高水平的10Be分析实验室,开拓了黄土10Be地球环境示踪研究的新方向,大大推进了和丰富了宇宙成因核素对地球环境的示踪研究。周卫健带领团队成功定量重建了最近13万年黄土10Be记录的地磁场强度及东亚季风变化历史;近期在Science上发表了黄土10Be重建的55万年季风降水变化历史,提出低纬半球间太阳辐射梯度变化对亚洲季风的控制作用,从而影响全球冰量的增减,为理解亚洲季风动力学提供了新理论;通过黄土10Be示踪明确了B/M界限位于S7(第七层古土壤),解决了B/M地磁极性倒转界线在黄土和海洋记录中不同步的科学难题和长达20多年的争论,为建立中国黄土可靠年代标尺和古气候记录的全球对比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的黄土地上,周卫健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了卓越的篇章。

心系民生

扎根黄土探环境

业成于勤善创新

治沙低碳献国策

肩负任学心系民

周卫健在她的一篇小文里曾写下这样的题记。

从博士到院士,从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到全国人大代表,这些年,周卫健头衔越来越多: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会士、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和“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主任、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副理事长、九三学社陕西省主委、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身份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对于耿直、实在的周卫健来说,她想的更多的,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是怎样去奉献自己的学识。每一个社会职务的承担,都给周卫健一种情怀和一种担当,从父辈那里就种下的家国情怀始终如一味强心剂在时时激励着她。这些年来,她利用参政议政机会,积极建言献策,为政府提供了很多优质的建言和提案。

比如,2013年3月,就北京频发的雾霾天气,周卫健呼吁尽快修订并颁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并建议,制订一个燃煤准入机制,劣质煤应该受到严格的控制,同时,国家应该将各级政府对PM25的治理,纳入绩效考核体系;2016年,提出在陕西设立自由贸易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呼吁;2017年3月,周卫健等向李克强总理建议研究“我国北方雾霾成因、发展趋势、环境影响与应对”,明确提出氨排放的重要性,提出弘扬五六十年代“两弹一星”的顽强拼搏精神与集中攻关模式,发挥老中青三结合的优势,邀请有真才实学、思想敏锐的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及优秀专家组成项目的“专家委员会”发挥类似钱学森那样顶尖科学家的引领作用,与中科院、中国气象局、农业部、北大、清华等高校乃至产业部门的顶尖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进行跨部门、跨学科的紧密合作,为雾猫防治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坚决打胜这场“蓝天保卫战”。获得总理批示和肯定,为这一总理基金项目立项做出重要贡献。

盛誉之下

2016年,国内多家报刊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7月26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硏究所所长周卫健院士当选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AGU)会士。她是2016年度唯一一位入选的中国籍科学家,在目前我国当选的6名科学家中,她是唯一的女科学家。

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AGU)成立于1919年,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地球科学学术组织。为表彰在地球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AGU每年从现有会员中选出不超过注册会员总数干分之一的优秀科学家为AGU Fellow(会士)。

周卫健入选AGU会士,并不是由我国科研单位报送材料,而是AGU公开发布会士遴选通知,接受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内国际知名科学家提名,经过国际同行评议、AGU会士评选委员会评审,确定最终当选名单,每年只选出大约60位会士。遴选的原则是:比较被提名科学家们在科学研究、仪器研发、方法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创新和突破,以及在国际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等条件,综合考量他们对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做出的贡献。

而直到这一消息发布时,周卫健还忙碌在她的实验室里。面对媒体的采访,她的第一句话是:“我真的没想到能当选AGU会士。”

由此,我们不禁回溯起周卫健院士,这位从贵州出发、走入国际科研领域高级殿堂的女科学家的成长之路:

1968年12月至1970年3月,贵州省罗甸县当知青;

1970年3月至1972年7月,贵州省贵阳市第一中学高中学习;

1972年3月至1973年9月,贵州省贵阳市第一中学教师;

1973年9月至1976年7月,贵州大学英语专业学习;

1976年7月至1978年10月,贵州省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科技翻译;

1978年11月至1985年4月,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1985年5月至1999年9月,中科院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9年10月至今,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04年10月至2006年7月,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2006年7月至2017年1月,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副所长;

2000年10月至2010年10月,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2012年6月至2016年6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

1997年5月至2007年6月,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委;

2007年7月至2017年11月,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员会主委;

2002年11月至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

2007年12月-2017年12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

2008年1月至2018年1月,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2009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0年10月19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第二十一届院士大会在印度海得拉巴市举行,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TWAS院士、获奖科学家特邀代表400多人出席了大会,在本次TWAS大会上,周卫健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016年12月至今任中科院地球环境硏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员会主委,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2016年当选为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会士。

……

这些年来,凭着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和拼搏,周卫健先后负责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重点项目”,科技部基础研究前期专项、科技部创新方法项目、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等重要项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项(2016年、2008年)和三等奖一项(1999年),省部级一等奖五项并获首届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Radiocarbon刊物中任职,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

肩负仕学,心系民生,作为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周卫健想得更多的是怎样用自己的所学服务人民,服务国家。在《肩负仕学,心系民生—我的几件事情》一文里,周卫健院士以九三学社陕西省委主委的身份对自己的工作有这样的陈述:

长年扎根黄土地,我的工作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肯定。1995年我荣获了陕西省“首批科技新星”称号;成为1997年的“陕西省三五人才”获得者,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十佳女杰”光荣称号,同年,被评为“陕西省三八红旗手”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199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从1998年3月作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我已连续当选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10余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但是2001年的九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却让我记忆深刻。

2001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参加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陕西代表团全体会议。会前,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程安东找到我,让我作为陕西科技界、妇女界和民主党派代表在会上发言。

2000年是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年,因此在2001年3月两会期间我讲道:“西部大开发既是国家的大事、也是人民的大事”。我结合自己长期研究地球环境变化的专业成果,在发言中坦陈自己的观点:“我国西北干旱区的形成是亚洲和全球气候环境长期演变的结果,自然环境状况决定着我国西北现今的沙漠、黄土以及草原和森林等生态景观的分布格局。年降水量200毫米~400毫米的半干旱草原带和由风力搬运的粉尘堆积而形成的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对人类活动极为敏感,应视为治理我国荒漠化、沙尘暴源区和水土流失的重要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中的植被恢复应遵循自然植被分布的地带性特征。恢复人类破坏前的自然面貌是西部环境治理的基本目标,这是因为中国自然植被带的分布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不是人为想改变就能改变的。过去是草原的,由于人类活动的破坏,在科学的治理下就能将它恢复成草原,是森林的就恢复成森林,是沙漠的就让它是沙漠……”

听完我的发言,江泽民总书记立即背诵了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接着他问:“过去陕西是非常美丽的,而现今却是另一番景象,是什么原因?”我回答道:“环境的变化,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人为的因素。”当时考古学家韩伟也激动地站起来补充:“唐代西安环境优美是有考古证据的,但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使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江总书记接着说:“今天这位女同志的发言最好,我知道你是做地球环境研究的。建设‘山川秀美的西部’不能作为口号,而要依靠科学治理,请你帮我准备有关资料。”

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和嘱托,我以研究所名义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对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报告》。报告为我国治理沙尘暴源区和荒漠化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出于对地球环境和人类历史的认识,我主张植被重建等环境保护的持久战,即不能指望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实现,而是要打持久战。我认为,生态环境治理不仅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又要给当地群众带来经济利益,同时还要进行环境保护的思想教育,这是世世代代的任务。我们目前要做的工作就是“摸清家底”,研究清楚古代这一地域的生态环境,哪里适合种树、哪里适合栽草,为有效地治理环境、恢复生态,提供科学依据。

2009年12月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落幕,一个较为重要的结论是“同意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以便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观点,在平等基础上采取行动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人们把视野投向低碳经济,以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2009年,在九三中央的指导下,我在全省范围内首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理念,2009年9月份,我主持并带领由社省委与省市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专题调研组,赴广东、深圳等地调研“低碳经济发展”,完成了《陕西省实施低碳经济战略的对策与建议》调研报告。省委书记赵乐际对调研报告做了重要批示,“将这份对策与建议列入2010年第一季度中心组学习内容”。2010年3月19日,我应邀在陕西省委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上作了有关“推行低碳经济,促进陕西发展”的专题报告。报告从全球变暖的证据出发,提出全球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分析了国际低碳经济的战略和我国的实际,并提出了十二条对策建议。报告得到了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的高度评价:“周卫健的报告紧密结合了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见解深刻,所提出的12条对策建议值得深入研究……”,并要求把发展低碳经济纳入我省“十二五”规划,要求深刻认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实际全面推进,突出重点大力发展,促进全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0年,我又带队先后赴西安、咸阳、杨凌等地开展低碳农业等系列调研,在此基础上,九三学社陕西省委会联合省政协科技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开展专题调研,最后形成了《陕西省实施低碳经济战略的对策与建议》调研报告。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使命感驱使我要做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为此,我依据科学研究成果,搜集大量相关资料,结合调研成果,几易其稿,制作了科学翔实,图文并茂的幻灯片,在全国各地的多个场合,举办了数十场专题报告,宣传低碳环保理念。

2008年,在陕西省民主党派大楼为九三学社社员作题为《全球变暖与自然灾害》学术报告;2010年3月19日,在中共陕西省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作《推行低碳经济,促进陕西发展》专题演讲;4月,受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三秦大讲堂·院士专家市县行”邀请,先后赴咸阳、渭南、武功、延安、杨凌等地举行多场《全球变化与低碳经济》报告会;7月,受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邀请作《全球变化与低碳经济》演讲;还在省政协“政协讲堂”为政协委员和机关同志作专题报告。

2007年7月,在九三学社陕西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九三学社陕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主委。作为九三学社陕西省委主委,我碰上了一件十分棘手的历史遗留难题。大约20年前,由于当时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员会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对国家人事政策有关规定的无知,在民主党派没有人事权的情况下,将一位技术工人擅自调入机关工作,造成该同志的工作挂空了20年,失去了正常的组织关系和工作,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由一名事业单位正式职工成了一名社会无业人员。二十年来,这位同志在亲友的接济下,起早贪黑四处打工,艰难度日。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寻求帮助,无数次的奔走,但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由于丟失了工作,全家人生活穷困潦倒,难以为继,他只好到处上访,打官司。在几届九三学社陕西省主委努力未果的情况下,这位丢失工作岗位的同志于2010年再次进行上访,打官司,使得九三机关不能正常办公。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我认为省九三机关对此事要负主要责任,首先应该有一个积极明确的态度,而不是推脱回避。尽管此事不是我的任期内发生的,但关心弱势群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却是不能回避的。我多次前往中共陕西省委反映情况,与机关同志一起撰写材料,同时在生活上关心这位同志,给予实际的帮助。在中共陕西省委杨秘书长亲自过问和有力的处理下,最后圆满解决了该同志的困难问题。当事人提出一定要给我送锦旗,我婉拒了他的好意,我直言告诉他:“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没有党的关心和帮助,你的问题就不会得到圆满的解决。”他在给我的短信中写道:“在我困难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您亲自奔走,不怕辛苦,彻底解决了我的问题,今后九三学社需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哪怕是献出自己的生命……”通过处理这样一件看似小事,其实关乎民生与大局的事例,使我认识到,每个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服务,必须要心系民生,始于足下;遇到困难不能躲避,而是要积极面对。我为自己能实实在在解决这一问题,给他人带来快乐与温暖而倍感欣慰。

如何加强参政党建设是我任期内关注的一个问题。例如在解决专职副主委正厅级待遇上,我从参政党建设的高度提出:“目前民主党派的职务序列不完善,例如从副省级直接到副厅级,中间缺少了正厅级的环节;在地市,从副厅级直接到副处级,中间缺少了正处级环节”。为此,我多次向中共陕西省委和省委统战部反映,积极争取。加强参政党建设是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方面,而关于省级民主党派专职副主委的正厅级别问题,恰恰就是各省在参政党建设中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个问题。专职副主委的工作职责是协助主委负责党派的日常工作,他们的形象和岗位既是对外的一扇窗口,又是完善参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反映和协商,在省委书记赵乐际的亲自主抓下,经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研究,对全省各民主党派专职副主委均解决了正厅级别的待遇,促进了多党合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增进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与和谐。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2012年7月,在九三学社陕西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九三学社陕西省委主委。对于全省九三学社社员的信任和郑重选择,在感谢之余,我倍觉珍惜,我将以科学家的责任感和社会活动家的使命感,肩负仕学,心系民生,与班子成员团结协作,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奋力开创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员会科学发展新局面,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职责。

“妈妈是可以把实验室当成家的人。”周卫健的女儿说。

“单位开始放春节假了,周院士却还在实验室工作,别人忙着采购年货,她却不知道要过年了。”她的学生说。

“我现在能取得一点成绩,离不开妈妈的辛勤付出,妈妈的功劳最大。”周卫健院士说。

“工作就是我最大的乐趣!”周卫健院士说。

周卫健这样表述她内心的地质世界:地质是一个神奇的学科,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秘的过去和可预见的未来,它启动你无限的想象力,走进它,你会发现它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样简单、枯燥。在这里,有对历史的叩问,有对未来的憧憬,有多种学科的交叉。地质,让我们看得更远,站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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