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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芷生——黄土情缘地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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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安芷生1941年2月25日生于湖南芷江,籍贯安徽六安第四纪地质学家。

1962年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196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生些业。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0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6年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开放研究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国际黄土委员会主席、国际第四纪联合会(INQUA)副主席、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安芷生为确立中国黄土—古土壞序列及其与深海沉积序列的对比、研究黄土堆积演化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做出重要贡献。1991年、200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8年度获陈嘉庚地球科学奖,2015年度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在安芷生院士的书橱里,珍藏着一封家书,那是安芷生六十岁生日时,八十九岁高龄的老母亲写给他的——

芷儿:

欣逢你六十华诞之际,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向你祝贺,此时此刻,我有一种稍稍带有少许骄傲的情结,早已把六十年前那个寒夜的痛苦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值得欣慰的是,妈妈有了你这个本分而聪颖的孩子,安氏大家庭出了你这个品学兼优的世界级学者,国家出了你这个对人类对科学作了很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母字

捧着信,仿佛还能从那薄薄的纸页上感受到母亲的体温。母亲的谆谆教诲在他的心中还是那么沉甸甸的,每每展读它,那些少年时代的记忆便随之流转开来——

求知年代

1941年2月,安芷生出生在湖南芷江,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少年时代的安芷生饱尝了动荡离乱之苦。幸运的是,安芷生的父母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就在那样的艰苦岁月里,父母亲也没放弃对孩子的教育。安芷生的父亲曾在大学教书母亲是中学数学教师,在父母亲的影响教育下,安芷生从小就养成了勤读书、爱思考的习惯,父亲中文根底好,常教育孩子们说:“中文表达强调逻辑性,学好中文很重要,中文不好,什么都干不好。”母亲虽是教师,但更注重孩子自身学习习惯的养成,她从不辅导自己的孩子,放手让孩子自己去下功夫。母亲常常教育孩子们说:“学习得靠你们自已去钻研,脑子越用越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安芷生从小就养成了自我钻研的习惯,他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籍,求知欲很强,阅读面很广。11岁那年,安芷生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入当时门槛很高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这是一所寄宿学校,班上同学大多是知识分子和高级军干子弟。学校里浓浓的学习氛围、优秀的师资和清静优雅的校园环境让安芷生感到振奋,聪明好学的安芷生如鱼得水,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熏陶。有一次,南京大学戴安邦教授到附中给学生作演讲,他说:“人是否聪明,关键在于注意力是否集中。”一句简单的话,在年少的安芷生心里却扎下了根,从此,安芷生总习惯地提醒自己,不能凭小聪明做事,凡事须用心、用心再用心,才能有所建树。父母的影响和老师的教诲,给青少年时代的安芷生种下了优良种子,赋予他践行一生的品质。

几年后,安芷生以优秀的成绩从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在大学人学考试中成绩优异,正当他做着升学准备,希望到理想的大学追寻美好梦想时,命运给了他严峻的考验。他上不了大学!那时候安芷生才知道,大学的门对他是紧紧关闭的,有优秀的成绩也无济于事。安芷生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有一个曾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做过事的父亲,这样的家庭背景,落选是必然的。年轻的安芷生陷入了一片茫然中,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面对被大好前途抛弃的孩子,安芷生的妈妈没有叹息,妈妈默默地从衣兜里摸出不多的一点钱,塞进安芷生的二哥手里,轻声吩咐二哥带安芷生到南京中山东路的北京羊肉馆吃一顿饺子。安芷生知道家里经济非常困难,这样的“开荤”只有过年过节才会有。在二哥的目光下,安芷生把饺子一个个地咽下,同时也读懂了母亲的苦心,母亲是让儿子别为这一次挫折而灰心丧气前途并不是一片昏暗,生活道路是很宽的。安芷生在心里告诫自己:“重振精神,寻找前行的路。”

那一年,安芷生17岁。

安芷生不愿在家里吃闲饭,他想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于是,他找到南京汽车装配厂,在木工车间找了个扫刨花的活路。这个工作一天一元钱,安芷生踏踏实实地扫了三个月。第一次领到工资时,捏着手里的钱,安芷生心里是充实的,有了自已挣的钱,他首先想到怎样给家里人一点惊喜,下了班,他径直往百货商店走去,一边走一边琢磨着,怎样把这不多的钱变成人人都有份的礼物?“买雨鞋吧!”安芷生想到这个最实用的礼物,当他抱着全家每个人一双的雨鞋回到他不足8平方米的家时,看着一家入欢欣惊喜的笑容,看着母亲眼底泛出的泪光,安芷生心里感到奉献的快慰和踏实。

命运之神终于看见了这个努力向上的年轻人。1958年,“大跃进”的风也吹进了校园,带来了“高校大发展”,新建设的南京地质学院面向社会招生,地质是冷门专业,报的人不多,生源寥寥,安芷生终于有了读大学的机会,都说学地质普,远离城市,没有前途,安芷生也有些犹豫,母亲却说:“你不要瞧不起地质,我看干哪一行都一样,只要学好了,将来对社会有用就行。”在母亲的鼓励下,安芷生进入了南京地质学院。开学那天,时任南京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赵铎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不看你们的家庭出身,在我们学校,学生都是平等的,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成为优秀学生。”这些话,使安芷生这些有所谓“复杂社会关系”的新生倍感温暖。1959年,南京地质学院“调整”撤销并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在南京大学,学习的平台更大视野更宽了,很多知名教授亲临课堂,一丝不苟地传道授业,每堂课,安芷生都觉得受益匪浅。印象最深的是徐克勤先生教矿床学,课堂上,徐先生一会是美国例子,一会又是非洲例子,话题跳跃、新鲜,似乎很难做笔记,但信息量极大,丰富了学生们的知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增强了年轻人对事物的联想能力。优质的学习环境,使安芷生对地质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学习的劲头也越来越大。

1962年,安芷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南大的学习,即将毕业。地质学系根据他的成绩和表现,突破“政治条件”的框框,推荐他报考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东生先生的研究生,经过一番努力,在5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安芷生如愿以偿。

从此,安芷生正式开启了为之倾情一生的地质人生。

黔地岁月

1966年2月,中国科学院决定将北京地质所的内生矿床室、岩石室、矿物室核地质室和第四纪地质室的一部分等搬迁至贵阳,与贵阳化学所合并建立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1966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西南边陲贵阳诞生了。以首任所长侯德封、副所长涂光炽为代表的一批科技精英从北京奔赴贵阳,他们中,有许多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还有苏联留学归来的中青年学者。满怀着对事业的期待和梦想,抱着为祖国建设大展宏图的希望,为三线建设事业做出贡就的理想,他们意气风发,遥想着在贵州这块处女地上勾划地球化学科学事业的蓝图。

安芷生成为这个队伍里的一员。

而此时,一场旷日持久的动乱正待发生。

1966年4月,正在河南禹县参加“四清”运动的安芷生接到北京地质所回京参加“文革”的通知,回到北京后安芷生才知道,叫他回京是有特殊任务,具体内容就是写批判揭发他的老师刘东生的材料。安芷生心里疑感,但听着大喇叭里的“革命”“斗争”号召,看着满墙重重叠叠的大字报,知道无法回避,只得服从。怎么完成任务呢?慢慢地,他心里有数了。拿起笔,安芷生把近一段时间听得烂熟于耳的那些大话空话虚话统统写出来,忙活了一下午,竟也凑了三四十张纸,算是完成了任务,交请当时研究室副主任丁国瑜研究员(“文革”后为院士)看,他说写得很好。交上去审查,造反派头头看他没写出一点实在内容,觉得这个年轻人不敏感,政治上不可靠,之后,大事小事也就让他靠边,于是,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安芷生成了边缘人。

于是,安芷生成了赴贵阳地化所的较早成员。

正当赴贵阳的团队为贵阳地化所的发展谋划工作时,贵州的“文革”闹剧也依次上演。

知识分子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会、关“牛棚”,在残酷斗争下,李璞、司幼东等老科学家被逼致死。

面对这样的局面,安芷生困惑迷茫又感到无能为力。不能学有所用,失去工作的平台是令人沮丧的,更令人不堪的,还有随时要面临的“站队”问题,安芷生知道,自己不是红五类,无妄之灾可能随时会降临到头上。贵阳还有“八三一”和“四一一”战斗队,几派之间斗来斗去没完没了,工作也处于一片瘫痪中。有天,安芷生被保守派头头叫到军区去,要他起草反击“四一一”的文章。安芷生满心抵触,明里照办,暗地里出工不出力,他的表现让头头们不满意,安芷生幸运地成了靠边的对象。

最让安芷生心悸的,是看到自己的恩师刘东生被批斗,“文革”伊始,恩师刘东生就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也随之而来,批判涂光炽、刘东生等专家权威也成了地化所的常项工作。每每有批斗会,安芷生总千方百计躲开。有一天在食堂,安芷生看见老师和一群“反动学术权威”一起排队进来,师生面对面,却连说句话的气氛也没有,只是彼此深深地看一眼,老师的眼神,饱含了千言万语,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尽管困难重重,新建的贵阳地化所工作还是在艰难地推进,凡遇有业务工作可干,总给沉闷中的安生一丝亮光

1966年底,地化所接到任务,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中,铁道部正在修建的成昆铁路施工中出现问题,引起施工停顿,需要火速解决,接到任务,安芷生和同志们马上奔赴建设前线。

成昆铁路线修建极其艰难,沿线三分之二是崇山峻岭、深涧密布、地势陡峭、地质状况复杂。铁路多是在隧道和桥梁上穿行。安芷生和同志们坐了火车转货车,几经颠簸辗转到了工地现场,经过认真勘察,发现有十几个隧道出现水泥底板翻出,路基变形的情况,查不清原因,只得停止施工。安芷生采集了样品回到地化所进行薄片鉴定,薄片表明,地层里含有的钙芒硝在作祟,钙芒硝在施工时遇水而溶化,低温蒸发后又重新结晶,大量毛发状的品体生长把水泥底板顶起来,造成破坏。根据这一情况,安芷生提出了新的避免施工用水方案,情况迅速得到了解决。之后,安芷生根据调查情况,写了一篇详细的调查报告,在当时的《地球化学》杂志发表,得到了多方关注。安芷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铁道隧道修建面临的难题,得到了铁道部的肯定,成都铁道部勘察设计院还来信表示感谢,坚定了安芷生对地质研究的决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北“克山病”流行。克山病是一种原因不明、以心肌坏死为主要病变的地方性心肌病,因首先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发现,遂以发病地命名为“克山病”。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尽快查明病因,及时防治。

该所一批从事生物地学研究的年轻科研人员主动要求参与调查病因的任务,安芷生作为第二批人员受命奔赴黑龙江。

克山病病因不明,防治无方。对它的研究应属医学领域。从事地质研究的同志们面对这一跨领域的工作认为,既然是地方病,就一定和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安芷生和同志们一起,采水样,做化学分析,走家串户进行调查,为认识克山病发生的地球化学环境做出贡献。

1967年,水利部提出黄河下游三角洲地带河道是否要改道的问题,要求地化所参与调查。一开始,安芷生和同志们认为河道改造属水利专业的学问,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到实地参与调查后,安芷生和团队的成员一起,沿着古河道的线路,访问当地老人,勘察河道的地质状况,对古河道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三个月后,他们形成严谨的调查成果,给水利部交了一份考察详实的报告,指出从历史和现状看,黄河下游没有必要人工改道,他们的结论被采纳。

1968年9月,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安芷生和科学院的研究生、大学生转辗到了天津塘沽66军军垦农场,接受军队管理,进行劳动锻炼。在农场,安芷生学会了种水稻,学会了稻田养鱼,吃着自己种的粮食和鱼,体会到劳动的快乐。高强度的劳动,使安芷生得到了磨炼,体质也健壮起来,180斤的谷子也能顺当地扛上肩,送上拖拉机。

在农场劳动锻炼结束后,安芷生在南京与台益和女士结婚。回到贵阳后,爱人台益和很快来到贵阳和他团聚,爱人的到来让安芷生有了一个家。尽管家仅是8平米的房间,厨房还是公用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安芷生来说,已是很满意了。后来在西安进行黄土和古环境研究的30多年中,安芷生始终得到台益和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对安芷生的野外出差和各方面工作也给予大力支持,她还在所里建起了图书馆,从不同角度为地环所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总之,没有台益和的支持,很难想象安芷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1979年,刘东生开展了中澳国际合作。他说美国我们目前进不去,可去中间地带,于是他选定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同年他率领中国第四纪代表团去澳考察,安芷生也有幸第一次经香港去澳大利亚。首先去澳中部进行为时一周的干早区野外考察,后来去澳国立大学参加中澳国际会议,安芷生在会上首次用英文做了中国黄土微形态的报告。1981年地化所派安芷生通过中澳合作,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为访问学者工作,与澳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生物地理地貌系J. Bowler教授合作,在澳期间安芷生完成了澳中部湖泊磁性地层测试工作,在“三古”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国外论文,该文研究了测大利亚上新世以来的磁性地层,提出澳大利亚沙漠化的起始年代为大约50万年前,该文引用次数很高,并被澳地质学界所重视。总之,近一年踏出国门的生活使安芷生大开眼界,对中国第四纪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也理清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黄土情深

2016年,当地时间5月3日,美国科学院通过其官网宣布了2016年度美国科学院新当选的院士名单,21位科学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安芷生位列其中。

安芷生成为2016年度当选的唯一一位供职国内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得到这个喜讯,年过七旬的安芷生站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楼前,想起30多年间,艰苦创业的一幕幕——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在经历了长期动荡之后,终于冰消雪化,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地质事业也在春风中展示出它蓬勃的生机。1985年,根据刘东生、施雅风、李振声和杨文景提议,中国科学院组建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安芷生那时还在贵阳地化所专心做自己的研究,刘东生先生给他写信,希望他带一帮精兵强将赴西安,开拓西安的工作。安芷生深感此事重大,尽管有工作积累,但开辟一个新处女地,不是件容易的事。

恩师刘东生先生给他鼓励:把黄土研究搞上去,不负地质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涂光炽所长、欧阳自远副所长、谢先德书记和朱正强副书记也给他很大的支持,先生们都看好这个敬业勤恳的年轻人。

带着嘱托与信任,安芷生启程了,从此,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就与安芷生的名字连在一起。

中国,西北,黄土高原。

黄天厚土大河长,沟壑纵横风雨狂”,自古以来,黄土高原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都是苍茫的卬象,而在安芷生的眼里,黄土高原却是一个饱藏着秘密的富矿,是一本上天为人类留下的宝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很多科学工作正向全球环境变化方向发展。地球科学界与生物科学界共同组织了庞大的国际合作研究。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科学联合会组织的“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即IGBP,又称“全球变化研究”。

全球变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气候环境变化。有人曾形象地指出,新近时期气候环境的历史是藏在大自然用密码写就的一本本“秘籍”当中的,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正在解释和读懂三本这样的“秘籍”。这三本“秘籍”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南极和格陵兰的冰芯,一本就是中国的黄土堆积。

中国风成的黄土高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研究对象。

与极地和深海不同,黄土高原位于人类过去和正在居住的地球的陆地表面;研究还证实,它是迄今为止被发现历时最长(约2500万年)的古气候记录保存者。

中国的土地上拥有这样的一本“大书”,是研究者的幸运,而这本书中未及打开的章节还太多太多。

这一切,让安芷生感到振奋,又倍感责任重大。

作为大自然打造的三个近代气候环境档案库之一,黄土高原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生活着近亿的人口,他们拥有百万年的历史;他们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需要科学;他们需要认识自己在自然界所处的位置,需要了解祖先和自身所经历的复杂的环境演化历史。

黄土高原这个天然实验室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包括今天、过去和未来环境变化的景象。黄土高原的风尘沉积、黄土和古土壤可以直接指示内陆干旱源区的干旱化过程,风力搬运的动力学机制;沉积速率、粒度变化等气候指标还可以和其他两本“秘籍”中的章节相对应,它可以告诉我们黄土沉积的时空特征和规律,也就是它自己的“历史”,同时帮助我们解读其他两本“秘籍”。

1985年,老师刘东生等出版《黄土与环境》一书,安芷生深度参与了该书的撰写。在写作过程中,安芷生提出了“黄土与环境”的书名,服务于先生构建的中国黄土理论。他与卢演俦一起最早提出了黄土—吉土壤序列的概念,并于1984年在“科学通报”上将最近13万年的黄土—古土壤序列与深海沉积的氧同位素记录对比。在撰写该书过程中,他正确的将第五层古土壤与深海沉积的氧同位素阶段13-15进行对比,解决了中国黄土—古土壤序列与深海沉积记录的气候变化正确对比的难题,为240万年中国黄土—古土壤序列与全球气候记录的正确对比做出了关键性贡献,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黄土研究思路。

在协助刘东生完成《黄土与环境》一书后,安芷生带领西安黄土研究室团队奉献着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

全球冰期一间冰期变化是解释第四纪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经典理论。安芷生团队提出东亚环境变化的季风控制论和过去亚洲季风变迁的动力学,突破了全球冰期—间冰期经典理论,解析了亚洲环境变化的机理及其与全球的联系,得到了国际认可。

他们指出,我国季风区和干早区的现今自然环境,是亚洲季风—干旱环境系统长期耦合演化的结果,因而,“生态环境修复应遵循自然演变的规律”。安芷生团队提出的这一重要结论,为我国西部、特别是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家推进黄土高原植被建设时,安芷生和其他专家指出,西部大开发生态治理要遵循自然植被分带规律和自然恢复的原则;根据同位素变化,发现黃土高原历史最好的时期,不是以森林为主,而是以草原为主,“要多种草灌植物“退耕还林还草”,这些对气候环境自然规律深入研究的成果,对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科学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PM2.5尚未成为广受关注的“热词”时,安芷生就派他的学生到美国学习,并在地球环境所开始观测全国多个城市PM2.5浓度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多年后,他们向中央提出了PM2.5污染控制与对策的咨询报告,受到中央和相关部门的重视。

……

如今,30多年过去,由安芷生创建的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已升格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在2000年初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目前的地球环境硏究所,设有5个硏究室:古环境、现代环境、粉尘与环境加速器质谱中心和生态环境;同时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连续七次被国家评为“优秀实验室”,是我国地学领域少有享此殊荣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2004年,实验室被授予“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集体”称号。多年来,地球环境研究所在“东亚环境变迁的季风控制论”“亚洲季风一干旱环境演化与青藏高原隆升”“气候突变事件”“宇宙成因核素环境示踪”“树轮气候学”“粉尘与黑炭”“同位素地球化学”“古气候模拟”等国际地学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有实际意义的建议,为我国西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所还抓住东亚沉积类型多样,覆盖环境单元广泛的地域优势,通过大陆环境科学钻探工程,为我国大陆环境领域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原始硏究材料,钻取了各类环境单元的岩芯和样本可达20000米。

近年来,在安芷生院士和周卫健院士的带领下,从以黄土和东亚季风变迁为主的研究,发展为以大陆环境为特色的多元化综合研究。2006年7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率先在地球环境所试行轮值所长负责制(称马普模式),明确由研究室主任轮流担任轮值所长,任期两年。马普模式的第一任所长周卫健院士创建了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她的国际视野,创新意识、执着的努力和建立的加速器质谱中心为地球环境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年来,研究所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专项、中国科学院重大方向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的科研工作,取得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已在Science、 Nature、 Nature子刊和PNAS上共发表文章35篇,应邀出版多部英文专著和中文专著。经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ISI)检索1997-2006年间发表的SCI论文,安芷生院士是中国大陆地球科学领域唯一入选的高被引作者(全部领域中中国大陆仅有7名科学家入选)。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已由30多年前的研究室,变成了拥有职工100余人的大团队,形成了一支由国际、国内两个科学家群体组成的科研队伍。先后自主培养中科院院士2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3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名等,获国家自然科学奖8项、“中国十大科学进展”3项以及多项省部级奖励等。

地环所的研究条件也大为提升,现拥有先进的高精度实验系统,并且将加速器质谱中心、大陆环境钻探岩芯库和地球环境测试和数据共享中心的建设结合起来,建设一个向国内外开放的大陆环境变化研究平台。地环所广泛的国内、国际合作,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前来长时间研究和工作,已具备很高的国际化研究程度,在国际化评估中被誉为世界一流的大陆环境变化研究中心。目前已与中科院有关研究所、国内著名大学等20多个单位,以及美国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关系,建立了3个实质性联合实验室中美加速器、中美气溶胶和中瑞树轮),两度推荐并获得国家国际合作奖。

安芷生在2006年提出地球环境所应从“过去全球变化”到“过去与现代相结合的全球变化研究”、从“季风环境”到“季风—干旱环境”乃至“区域与全球变化相结合研究”、从“自然过程”到“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等三个研究方向的转变,以适应国际地球系统科学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烈需求,为我国尤其是西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科学支撑。

地球环境研究所虽然已是100多人的大团队,但在中科院系统还属于小兄弟但凭着扎实的科研作风,却做出了不凡的业绩。

这些成绩,离不开安芷生院士的努力,他自身勤勉扎实、一丝不苟和充满创新精神的科研作风,通过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年轻后辈。50余年执着于第四纪地质与全球变化研究,让安芷生对科研工作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国内外的科学硏究实践表眀,基础硏究越深,实践应用性就越强。”安芷生说,“基础硏究成果完全可以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应当更加重视基础性和原创性的研究。从事基础硏究,不一定需要很多经费,关键是要有兴趣、要执着、要奋斗,坚定的信念最重要。”

安芷生院士,更是站在行业的高度,思考着科学的发展和布局:国家在科技资源布晑和科研单位建设中,应坚持多元化原则,大而强和小而精的科研机构都要有。应避免“千所一面”、过于追求“大而全”的倾向,形成各具特色,区域布局合理的科研格局

师者仁心

能在青年时代就师从刘东生先生,是安芷生一生最感幸运的事。

1962年,安芷生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为刘东生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安芷生既志忑、又振奋。那时候,刘东生已是一位有影响的地质学家。

那一年,21岁的安芷生成了刘东生先生的大弟子,刘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什么实验都从头做起。什么文献都要从最老的查起,最后都要有结果。“严谨是治学的基础。”是刘先生的口头禅。刘先生注重在研究中把握“新方向”,掌握“新技术”。这对安芷生影响很大。原本以为,研究地质就是和老东西、旧东西打交道,用不着关注那么多“新”动态,在刘先生的指引下,安芷生慢慢地领会了刘先生“新”的内涵,知道了没有“新”就没有科学的生命力。

黄土和第四纪研究,刘先生是安芷生真正的启蒙老师。安芷生最难忘的是刘东生先生对他的一系列基本训练,是安排他到不同实验室打基本功。从考古学到地球化学,从哺乳动物鉴定到孢粉数目统计,学习的范围甚至到了一些看似不相关的学科。在老师安排下,安芷生得到了各个实验室最好老师的指导。功夫在诗外,安芷生牢固地树立了地层学的时间概念和气候变化的时空概念。

让安芷生受益匪浅的还有刘先生的深入细致的治学态度。安芷生还记得,1980年,在为先生准备国际地质大会报告时,刘先生说:“看100篇文献与看10篇文献写出来的文章的味道、深度不一样。”强调了全面收集资料的重要性。报告的英文稿写成后交给当时已90余岁高龄的中国地质大学杨遵义教授修改。杨先生是我国地质界与周明镇先生英文水平同样高的学者。刘先生看完杨先生的修改稿后,对安芷生说:“杨先生的英文写得既通俗又简洁,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刘东生先生教导安芷生科研合作的重要性,“要做出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需要与一流水平的科学家合作。”70年代,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一个澳大利亚代表团访间中国,刘东生先生结识了代表团的Donald Walker和Jim Bowler教授后,就主动与澳方同行推动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紧密合作,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在与澳方合作取得经验后,刘东生先生更积极努力地投入到建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1975年,刘东生先生成为由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率领的中国第一个访美科学代表团的成员,向美国同行介绍中国黄土和第四纪的研究成果。在访美之前,刘东生先生要安芷生协助编写访美的报告,安芷生为此在北京待了两个月。为了写好报告,刘东生先生每天坐着公共汽车到三里河第七招待所,风雨无阻。先生认真严谨、执着追求的精神让安芷生深深感怀。

刘先生有关与国际一流科学家合作的教导在后来西安黄土室建设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黄土室、地环所与国际一流科学家Stephen Porter, George Kukla,Ray Bradley, John Kutzbach, Malcolm Hughes, Jef Vandenberghe和Dean Donahue等教授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地环所的科研水平和国际地位。

安芷生至今感受颇深的是1990年院士评选中刘先生的支持。刘先生在评选会上介绍安芷生时很大气地说,《黄土与环境》这本书实际上是安芷生写的,他介绍后也得到周明镇、叶笃正、施雅风和丁国瑜院士的鼎力支持,这也让安芷生终生铭记。

2008年3月,刘东生先生在北京逝世,作为先生的大弟子,安芷生在《不倦的开拓者、坚毅的奠基人——纪念恩师刘东生先生》一文里,记述了先生对自己的教益:

先生对科学潜在的发展方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先生总是精力充沛。正是由于先生对事业的热情,中国第四纪研究者才得以认识世界同行,中国第四纪研究才得以迅速向前发展,获得世界同行的认可。

尽管先生已是功成名就、德高望重,但他仍始终如一,积极探索,奋斗不息,对新的发展趋势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思想开放,虚怀若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

我们很容易看到先生获得的荣誉和桂冠,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到他是经历过战争、困境、文化大革命而白手起家的一代人。令人敬佩的是,在每个历程中,不管时间长短,先生都毫无例外地对所从事的事业尽心尽力,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并一一取得成功。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而先生给弟子留下的,也成了安芷生为人立业之本。

另一位对安芷生影响深远的老师,是贵阳地化所的老所长涂光炽先生。

1966年,安芷生从北京来到贵阳地化所时。在“文革”纷纷扰扰的喧闹声中涂光炽先生冷静果断的性格和清晰的思维像一股清流,给安芷生留下深刻印象。

1971年,安芷生从军垦农场锻炼回来,阅读了大量国外文献,发现国际上磁性地层学对第四纪定年非常有用,于是在我国首次翻译了考克斯的磁性地层年表。安芷生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向涂先生报告,那时安芷生在地化所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涂先生热情接待了他并和他作了认真讨论。安芷生大胆向先生提出,这是新的研究方向,在地化所有必要建立古地磁实验室,这将在我国第四纪研究中独树一帜。涂先生毫不犹豫地表示赞成,并与安芷生一起到石灰岩后山上考察,确定了实验室的位置,建设了2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通过古地磁研究,测定了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古人类化石的磁性地层年龄大约为距今115万年,解决了颇有争议的公王岭和陈家窝古人类化石的年龄问题,这一成果发表在当时国际顶尖杂志Quaternary Research上,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1985年,黄土与第四纪研究室从贵阳搬迁到西安,最初涂先生有点犹豫,主要是担心这样不利于地化所的人心稳定,但很快转为全力支持并推动黄土与第四纪研究室建立,不失为老一辈科学家的高瞻远瞩。

1990年,西安分院申报院士候选人,安芷生本是抱着“试一试、做分母”的心态参加的,并未抱任何希望。当选后安芷生见到涂先生,向他表示感谢,涂先生平淡地说:“我只有一票。”安芷生得知,没有当时地学部主任涂光炽的支持,当选院士是不可能的。

安芷生至今还记得涂光炽先生对自己说过的三句话:

那是1984年夏天,安芷生陪同涂光炽先生一起从北京回贵阳,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在武汉不能起飞。安芷生和涂先生有了一整天闲暇时间,于是两人一边散步,边谈论工作,从地化所的过去谈到未来,从个人的研究谈到新的设想,老少两人谈得入了迷。至今,安芷生还清楚地记得涂先生那天说过的三句话:“野外观察和实验数据要准确”“研究思路要清晰”“论证逻辑要严密”。看似简单的话,是位老科学家多年治学的结晶。

1996年下半年,安芷生去中关村拜访涂先生,谈到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形势和我们中国可以做些什么时,安芷生向先生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海洋钻探取得的全球环境变化一致性和同时性理论的成就,与涂先生1994年提出的“上天、入地、下海”的地学发展理念相符。黄土与第四纪研究室打算在中国开展大陆环境科学钻探工程,涂先生思考后立即表示,这个科学建议很好,中国自然条件优越,地质记录丰富,开展环境科学钻探可以为中国和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将会从一个方面推进中国地球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涂先生还对安芷生说“你们黄土与第四纪研究室是新成立的研究单位,有必要开拓新的领域、从事新的工作。”

涂先生“上天、入地、下海”的指导思想,促进了中国大陆环境科学钻探事业成绩的取得,安芷生从涂先生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科学家对科学新事物的敏锐性,对年轻一代科学思想的鼎力支持和对国家科学事业的高度关注。

先生的教益,是安芷生一生的瑰宝,如今,安芷生宫己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导师,培养了多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安芷生知道,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创新型青年人才,对事业的传承、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面对年轻的一代,安芷生在教学中自觉地传递着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他告诫年轻人,做科研既要有兴趣又要坚持不懈。

“地学基础研究,牵涉到时间尺度长、空间地域广、资料量庞大的复杂系统。如果没有兴趣是很难做得好的。只有有了兴趣,做研究才能持之以恒。在研究中遇到困难时一定要有坚持不解的精神,要有一种信念。”

“学生要把基本功练好,要会做实验,要懂得最基本的科学原理,把这些做透了,才有可能持久地从事研究工作。”

“社会和历史是在不断前进的,一百个人中有七八十人是为了饭碗和生存而工作,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其中还有一二十人,甚至三五个人是凭着兴趣,为了发现科学真理而工作。”

地球科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它需要从事硏究的人日复一日的坚守,需要异于常人的定力,需要穿越世事的眼界。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安芷生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作为一个和新中国一起走来的科学家,他希望,在地球科学研究的世界里,会有一批又一批敢于奋斗、敢于探索、孜孜不倦的有志青年加入进来。

附:安芷生院士主要任职及学术成就

学术期刊任职

现任Quaternary Research、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Boreas杂志编委,《地球环境学报》主编等。

社团/学术任职:

曾任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中国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副主任、国际第四纪联合会( INQUA)副主席、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副主席、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科学委员会委员、国际第四纪联合会( INQUA)黄土委员会主席等。

发表论文:

发表SCI论文411篇,SC1引用23000多次,H指数为71,在Science、 Nature及其子刊、PNAS上发表文章共15篇,主笔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多份,曾应邀多次在国科联和全球变化研究国际学术大会上做报告。协助刘东生院士编著《黄土与环境》一书,是主要执笔者之一,并主编专著Late Cenozoic Climate Change in Asia。

获奖:

2017年全国创新争先奖。

2016年亚洲季风变迁与全球气候的联系,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5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中国科学院。

2015年荣誉博士,瑞典哥德堡大学。

2013年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会士,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

2012年黄土与粉尘等气溶胶的理化特征、形成过程与气候环境变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1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科技部。

2011年十大地质科技进展,中国地质学会。

2011年总统奖,美国内华达沙漠研究所。

2009年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奖,科技部。

2008年陈嘉庚地球科学奖,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

2008年晚中新世以来东亚季风气候的历史与变率,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8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200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杰出贡献教师。

2005年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个人金牛奖,科技部。

2002年何粱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地球科学奖,何粱何利基金。

2001年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十五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发展预测,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1年Lajos Loczy奖章,匈牙利地理协会。

1999年中国黄土与东亚古季风,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第一完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97年东亚古季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中国科学院。

1992年“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

1990年黄土与环境,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二完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89年黄土与环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二完成人),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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