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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周——天道酬才俊 石漠兴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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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历】任继周,1924年1 1月7日出生,籍贯山东平原,草地农业科学家。

  1948年从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本科毕业,后留校进修牧草学2年。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先后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科协第六届委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至第四届委员,国际人与生物圈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国际草原学术会议连续委员会成员。现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名誉院长。

  任继周对我国草业教育贡献卓著,是我国最早的草业科学博士生导师,创建4门专业课,编写了相应的专著,著有《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通论》等专著13种,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草原牧草部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两次,省部级一等奖一次,二等奖次。1999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1年获“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2009年荣获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第一获奖人)。

  引言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这是一首少见歌颂平凡的小草的儿歌,是的,人们习惯赞美鲜花的艳丽,树木的高大,却往往忽略了身边的小草。

  假如,这个世界没有草,草原会不会失去绵延的绿色,大地会不会裸露苍凸的胸膛,牛羊会不会撒欢,鸟儿会不会歌唱?

  草,灵性之物。只有融入它的生命里,与它相濡以沫,才得能听见它的声音,读得懂它的语言,看得到它春萌秋萎、枯荣过后的美丽与生机。那是人心与草魂交融的默契与信任,而这样的“默契与信任”,只属于爱草、敬草、懂草的人。任继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与草结缘的科学家。

  2017年9月24日下午三时,94岁的任继周先生,在他北京雅芳园家中接受了我的采访。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他有着魁梧的身材,他的语气谦和,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能零距离地聆听任老讲故事是一种享受,他思路清晰,娓娓道来,将他曲折而丰富的草业人生,描绘得跌宕起伏。就连一些细节也清晰连贯,感觉身临其境。任老的容智与风采,完全颠覆了我对高龄老人的习惯认识,仿佛眼前是一位正值盛年的演说家。

  我的感动并未由此打住,因为几小时前,任老还在南京讲学归来的飞机上。如此高龄,仍惜时如金,不知疲倦地为中国草业科研工作而奔走、而操劳。我又怎能在面对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科学家时,还无动于衷呢!我想,我此刻表达敬意的最佳方式,就是让手中的笔,记录下目中所见,耳中所闻。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渐渐感到我的书写已跟不上他的节奏,我的思绪已被带到一个遥远的年代,带进一位自称“草人”的科学家的人生历程……

曾记少年时

  任继周的儿时几乎是在迁徙中度过的。

  1924年11月,任继周出生于山东临城县。那是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许多民族精英走上救亡道路。任继周的父亲任萧亭就是其中一个,他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官至少将旅长,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参加过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等多个战役。母亲宋国芳善良勤俭,知书达理,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文化教育。父母一共四个孩子,头一个早年过继给亲戚。任继周是家里最小的,父亲常年在外,家中便只有母亲、两个哥哥和他了。在任继周幼小的心灵里,长他八岁的大哥任继愈,是他最信任、最喜欢的人,他与长他四岁的二哥哥任继亮,也有很深的感情。

  任继周出生不久就随母亲来到济南,在济南的日子还算宁静。为了大哥继愈有一个稳定的读书环境,母亲就在济南租了一家独居小院定居下来。那是一个二层小楼,坐落在济南老东门外的奎垣街,附近有护城河和俄雅坊小学。如今,古拙的奎垣街已成为老济南的文化记忆。

  有一次,母亲抱着不到两岁的继周从二楼下来时,不小心一脚踩空摔在楼梯上。吓得母亲下意识地紧紧抱着小继周,半晌说不出话来。好在自己虽然受了点伤,但怀中的孩子安然无恙。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济南市陷入混乱之中。适逢大哥继愈小学毕业,任继周便随母亲和哥哥们从济南回到平原县老家。老家原址在县城火车站附近,那是一个由五间北房、五间西房和前后院子组成的院落。北房连着一条走廊,西房为厨房、畜圈和杂物间,一条夹道胡同由后院通向大街。院落的北端有一口水井,水井边的石板经岁月的打磨,已变得光滑透亮。水井旁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坑,每逢夏秋雨季,就有此起彼伏的蛙声从那里传来。

  院子里还栽种了多种树木,有香椿、合欢、丁香,与前院的桑树、槐树互为呼应,形成一道绿色的风景。任继周最惬意的事,就是安静地在廊下看雨、在树荫下听蝉、在宁静的夜晚数星星。他童年的许多记忆,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时候,没有幼儿园,两个哥哥便是任继周最亲密的伙伴。尽管有时候调皮、淘气,但哥哥们不仅不责怪,反而好吃的、好玩的都先让着他。

  因为有哥哥们的呵护,任继周的童年是顺当的、快乐的。那时,他最想念的人还是在县立中学就读的大哥继愈。每逢周末或假日,就巴望大哥能早一点回家。因为只要大哥回来,就会跟他讲外面很多新鲜有趣的事,还会和他一起玩踢毽子、射箭、打尕尕之类的游戏。那时玩得最多的是打尕尕,这是一种民间传统游戏,“尕尕”是一截两头削成锥形的木棒。玩的时候,将“尕尕”平放在地上,玩的人用一根木棍击打“尕尕”的一端,按杠杆原理,“尕尕”会垂直弹起,在下落的过程中,再用木棍向前击打,“尕尕”飞出距离远者为胜。大哥继愈打得最好,既准又快,有时一棍子就打出20多米远。

  大哥还常常带着他蹲在地上看蚂蚁打群架、看蜘蛛结网捉蚊蝇、看小花小草迎风摇曳的姿态。看小草的时候,他会想起大哥教他读过的许多与花草有关的唐诗,比如“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等等。

  任继周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大哥带他玩镜子反射“太阳”的游戏。大哥站在院子中央,让他到屋子里天花板上看太阳,果然发现一个小太阳在上面跳跃。任继周很好奇,屋里怎么会有小太阳呢?当他跑出来时,才发现大哥手中的小镜子正对着堂屋里的大镜框不停地晃动着。大哥告诉他,用小镜子将太阳光反射到大镜子上,再由大镜子二次反射到天花板。

  像这样开心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大哥带着他和二哥继亮一起养鸽子、养狗、养猫。有一次给死了的猫“送葬”,二哥哥继亮手很巧,他用一个装点心的小木盒给猫做棺材,里面放着棉絮,有模有样儿。小继周和二哥抬着木盒“棺材”,大哥继愈在一旁用手作喇叭状吹着,“棺材”一直抬到水坑边的槐树底下用土埋了,“送葬”才算结束。兄弟仨还跟猫、狗比赛看谁跑得快,逗得全家开怀大笑,就连一直为生计操劳的母亲,也笑弯了腰。此后不久,大哥又买回一对鸽子,那鸽子毛色鲜亮,性情也很温驯。鸽子繁殖迅速,让哥仨开心不已。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十五岁的大哥继愈念到了高中,地点是在北平。这时,作为大哥的任继愈最挂念的除了母亲,就是两个弟弟的学习。所以一到学校,就为小弟继周订了两份杂志:一份是图文并茂的《小朋友》,一份是《儿童世界》。还为大弟继亮订了份《世界日报》。《世界日报》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创办者为成思危的父亲——中国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先生。之后,又陆陆续续寄来很多书刊,比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和《中学生》杂志等等。这些书籍和报刊对任继周的帮助很大,对他读书兴趣的培养功不可没。

  第一年寒暑假,是任继周最开心的时光,大哥任继愈不仅为他买了书籍、书包和帽子之类的生活学习用品,还带回来若干只鸽哨。鸽哨又叫鸽铃,是大小葫芦拼集起来的,从单响到32响都有,发出来声音有的清脆,有的浑厚,各不相同。这时,家里的鸽子已经发展到很大一群了。大哥继愈将鸽哨挂在鸽尾上,当鸽子飞上天空的时候,就发出悠扬的哨音,十分悦耳。那时候放鸽子不叫“放”叫“云”,“放一放”就是“云一云”。当鸽子在天上“云”的时候,任继周的心也跟着“云”向很远的地方。

  1937年,12岁的任继周小学毕业,这时,他们家人天各一方。二哥继亮在潍县念高中,大哥继愈在北京大学刚读完三年级,父亲任萧亭和他的部队远在湖北宜昌驻防,家里只有小继周和母亲。

  暑假期间,大哥任继愈刚从学校回到平原,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战火也迅速向山东蔓延。大哥回不了学校,有些无所适从。正在这时,父亲发来电报,要他们尽快赶往宜昌。任继周和母亲、大哥从平原出发,二哥哥任继亮直接从潍县出发,直奔宜昌。

  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任继周跟着母亲和大哥趁着天黑赶到火车站,只见陆陆续续的人群也朝车站走来。第一次坐火车,年少的任继周感觉很新鲜,在火车上兴奋地跑来跑去。哪知,刚开始还空落落的车厢,一会儿就挤满了人。逃难的百姓越聚越多,任继周从未见过这么多陌生面孔,有些害怕。好在大哥见多识广,在他的安抚下任继周很快平静了下来,不一会儿就靠在大哥身上打起了瞌睡。

  不知过了多久,任继周一觉醒来,发现大哥正和一位老师模样的人聊天,很投机的样子,聊的都是些国家前途命运之类的话题。他们聊了很久,到武汉分别时还依依不舍。大哥告诉他,这位老师模样的人是武汉大学的一位助教,还是他们平原的老乡,名叫冯友申,是北洋大学机电系毕业的高才生。后来他成了很有名气的电机工程师。

  那天夜里的赶路,对于任继周来说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他感到大学三年级的大哥继愈很是与众不同,他一直安静地看书。相对于满是烦躁、恐惧、茫然情绪的人们,显得很大气、很镇静。那本书给任继周留下很深的印象,书名为《纪效新书》。许久以后,任继周才明白,大哥当初读的《纪效新书》原是戚继光著的一部兵书,因为他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也做好了随时走向抗敌战场的准备。

  当时的宜昌,相对于华北暂时还算平静。任继周的父亲任萧亭此时是宜昌驻守部队的团长,这次将家眷接到身边实属无奈之举,因为战斗一旦打响,就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变数。不过,暂时的全家团聚,对于任继周来说是快乐和幸福的。毕竟父亲、母亲、两个哥哥和自己又聚到了一起。父亲任萧亭一向沉着,不怒而威,跟所在部队其他军官作风大不一样。他喜欢看书,不打麻将,吃喝嫖赌的事从不参与,更不屑与的那些善于钻营的人来往,在国民党军队里头堪称异类。正因为如此,多年来一直在团长位置上原地踏步,按他的资历和能力早该升迁。

  但在任继周眼里,父亲更多的是慈祥一面。比如,当他得知孩子们喜欢小猫小狗,就在他们来宜昌之前,安排人买来一只猴子和一只小狗。猴子和狗一样的很通人性,着实让小继周兴奋了好一阵子。父亲宜昌的居所为二层楼房,进门是一个大厅,上下各两间,厕所、厨房一应俱全,生活条件比平原优越许多。

  一切安顿下来后,接下来就是读书的事。对于少年任继周来说,这个时候最想要的,是能上一所自己喜欢的中学。

风雨求学路

  任继周选择什么样的中学读书,大哥任继愈最有发言权,因为此前他已做过调查。宜昌最好的中学当属华英了,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当他来到华英中学时,见报考学生并不多,校舍倒也整洁洋气,心想以小弟的学习成绩,考进华英没问题。

  事实正如大哥判断的一样,任继周顺利通过考试,被华英中学录取。他清楚地记得,进校第一天大哥任继愈就对他约法三章:第一,中学跟小学不一样了,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第二,学习是自己的事,全靠自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即从现在开始学写日记,不能间断。这三条要求,一直伴随着任继周的学习和成长,尤其写日记,对他文字能力的提升帮助很大。

  任继周进入华英中学的同时,大哥任继愈也接到学校的开学通知。这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南开大学,已南迁至湖南长沙,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大哥任继愈到长沙报到不久,学校便西迁至云南昆明,并于1938年4月正式组成国立西南联大。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当时,众多学界精英,纷纷前往,一时间人才济济,成为全国学术重镇。对于大哥任继愈到昆明的经历,任继周仍记忆犹新。任继愈在长沙时,就报名参加了由闻一多、袁复礼带领的“湘黔滇旅行团”。该团由200多名师生组成,计划徒步前往昆明。

  那次旅行,无异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化长征。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多里,再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坚定的进取精神。途中,任继愈目睹了中国农村的深重灾难,也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强大意志。但那时,他还是惦记着小弟继周。他在出发之前就买好了明信片,将沿途情景通过明信片传递给弟弟。

  那些天,任继周最期待的就是收到大哥的明信片。每收到一次,就和父母分享。明信片的内容大都是描写沿途风光、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中间,还有一张行进途中的照片,照片上的任继愈,穿军装,背背包,英武潇洒,尤其是那把红色的油纸伞格外醒目。所有这些,让任继周备感新鲜。他甚至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大哥一样,来一次长途跋涉。那些明信片曾经是任继周最珍贵的收藏,只可惜在后来频繁的迁徙中大都散失了。多年以后,每每提及此事,任继周就唏嘘不已,那可都是些珍贵的纪念品啊!

  任继周在华英中学只读了半年,便转至沙市的晴川中学。平静的日子没持续多久,抗战的硝烟便席卷而来,襄樊战役打响。其时,父亲任萧亭已升至少将旅长。战役初始阶段,中国军队还稍占据上风,后由于汉奸告密,形势逆转,导致惨败,一代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任萧亭将军的部队也被打散,整个旅的战力消耗殆尽。因非嫡系,损失的兵员未获补充,部队番号随后被取消。

  无兵可带的任萧亭从此卸甲,上峰念其资历,给了个参议的闲职。随后举家迁往四川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在那里住了两年。

  初到万县,任继周一家就面临着物价飞涨、入不敷出的窘境。好在西南联大的大哥继愈已经毕业,并且考入中央研究院哲学系攻读研究生,其所学专业也由西洋哲学改为中国哲学。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弟弟任继周的学习,弟兄俩还约定每周通信一次,哥哥提醒弟弟不要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懈怠。弟弟也经常向哥哥汇报学习心得,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请求解答。

  任继周转到万县中学继续读书,在那里结识了两位外地同学,一个是上海的谢有成,一个湖北的胡威烈。三个人不仅都是学习尖子,而且情趣相投,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为单调的学习平添了不少乐趣。可惜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日军战机不期而至,为躲避轰炸,万县中学从县城搬至乡下。

  学校所在地叫三正堡,在万县与达县(现四川省达州市)公路之间的一座很深的山上。山上有座大户人家的祠堂,那便是临时校舍。祠堂四周苍松翠柏,浓荫环绕,有很好的隐蔽性。山上山下由一条蜿蜒的石级相连,石级下方是当地的图书馆。任继周和他的同学们经常在学校和图书馆之间往返,石级便成了唯一的通衢之径。任继周很喜欢山上的环境,站在上面极目远眺,可看到山腰处缭绕的云雾,以及若隐若现的松林和起伏的峰峦。

  任继周所在班级的同学大都是四川本地的,任继周和他们相处融拾,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从未发生过欺生的事。任继周不仅和同学关系很好,给老师的印象也不错。也许是坚持写日记的缘故,日积月累,任继周的作文相较其他同学明显高出一头,深得语文老师毛去病先生的赞赏,还称任继周有富贵相,将来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另一位教英文的李慎之老师,也很看好任继周,说他有悟性、有灵气。李老师是万县中学的教务长,还是北大外语系毕业的高才生,学问很大。他爱好昆曲。有一次李老师把曲调填上新词,交音乐老师做音乐教材。音乐老师不懂昆曲,将昆曲当歌曲唱,昆曲婉转悠长的韵味完全唱丢了,一片“啊——啊”声,很难听。李老师在院里听见,忍不住了,走上讲台亲自示范教唱,听得师生如痴如醉,眉开眼笑。任继周恍然大悟,原来同一个曲调可以通过不同表演者的演绎,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差。这件事让任继周深受启发。

  三正堡临时学校偏僻、安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所不足的是生活艰苦,住宿条件差,十来个同学挤在一个通铺上。最困扰任继周的是臭虫太多,半夜里点着桐油灯捉臭虫是常课。伙食也很一般,但可以一周打一次牙祭。打牙祭那天,可以吃到粉蒸肉或红烧鱼什么的。粉蒸肉是地道的川菜,即两片肉中间夹着糯米粉或蔗糖,差不多一掌那么厚、那么大。少的时候一人一块,多的时候可分到两块。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后来“打牙祭”就成了回忆中精神会餐了。

  在万县中学最辛苦的是每周一次的回家路,没有交通工具,全靠步行,从三正堡到县城差不要走一天。好在同学们三三两两,有说有笑的,并不觉得累。最怕的是天气不好,有一次正赶上下雨,道路泥泞,任继周和几位同学清晨离开学校,到半夜才回到家里。

  那个时期,父亲任萧亭一直赋闲,意味着有更多时间过问任继周的学习。父亲经常给他讲一些励志故事,其中讲得最多的是晚清名臣曾国藩。还将自己的《曾文正公全集》给任继周阅读。任继周很喜欢这本书,读起来便放不下。课前看、饭后看,就连晚上点着油灯也在看。很快全卷读完,其中有些章节还反复浏览,边读边做笔记,将心得和感受写进日记里。

  《曾文正公全集》堪称是一部奇书,它收录了曾国藩-一生的学问精华,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位“晚清第一名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知识和人生哲理。这本书对任继周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其中一些经典名句过目不忘。比如曾国藩的十六字箴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对任继周教育很大,一直激励着他刻苦读书,发愤学习。还有一副对联也让任继周记忆深刻,即“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该联充满禅意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自从读了《曾文正公全集》,任继周的学问、境界有了明显提升。就连假期回家的继愈大哥和他交流时,也惊叹他长进很快。

  在任继周眼里,大哥继愈哲思精深,学识广博,无所不知。哥俩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有一次,大哥还将“丰子恺读书法”传授给他。“丰子恺读书法”又叫“迭浪式阅读法”。将外文新书逐篇背诵,以繁体“读”字笔画来累计,读过22遍才算学习结束。这个方法寓读于乐,教人扎实功夫,简单有效,对任继周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

  任继周读初二那年,父亲任萧亭再度被边缘化,家里的生活越来越拮据,为了节省家用,把他送到四川江津国立九中(即现在的重庆市江津二中)。这是一所收容流亡师生的国立中学,坐落在江津北面的德感坝,校长为民国时期的教育家邓季宣。邓季宣是安徽怀宁人,父亲邓绳侯是民国初期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曾被誉为民国安徽教育的开拓者。他的侄子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江津国立九中带有一定的慈善性质,专为沦陷区逃难来渝的师生而设。学校的老师大都是安徽人,包括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学生也以安徽籍居多。抗日战争期间能上这样的学校,对于任继周这些在战争状态下的学生来说,是最大的幸运和福气。在任继周的印象中,校长邓季宣是一位具有大气魄、大学者风度的教育家,他的演讲有很强的感染力。

  任继周进江津国立九中,按年级推算应是三年级,因三年级满员,只好暂进二年级,半年后才转入初三。进校不久,任继周就得了一场痢疾。那时没有相应的药物,校医就采用“以炭灰吸收毒素”的土办法。医生说,治疗期间不能吃饭,要空着肚子吃炭灰,多喝开水。任继周卧病期间,一个人住在学校边祠堂。同学们一下课就来陪他,下下棋、说说话,还帮他洗衣服,像一家人一样,让任继周很是感动。祠堂的西侧三间房子是图书馆,任继周就成了那里的常客。他先是做完了图书馆里的数学、英语习题,如《几何难题三百解》《代数难题三百解》等,实在无书可读了,就读四书五经。也许是年轻,熬过一段时间后,任继周的身体慢慢地缓过劲来。

  顾不上大病初愈,任继周又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他决心恶补生病耽误的课程。说来也巧,那个时间,大哥任继愈所在的西南联大研究生院,与长江边上的中央研究院合二为一,距离任继周所在的江津九中不远。所以,任继愈专程到江津德感坝九中看望弟弟。他在德感坝一家店牌为“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的小店里住了三天两夜,察看了任继周的学习环境,又与老师和同学交谈,检阅了任继周的作业和日记后。他十分赞赏小弟的学习,还写信告诉父亲,称“继周是可造之才”。

  国立九中是任继周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抗战时期,物价不稳,物资紧缺,师生们工作学习条件异常艰苦。学生吃的虽是平价粮,但每天三顿还是两稀一干,吃不饱是常事。尽管如此,老师们都兢兢业业,同学们认认真真。任继周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师,儿子头一天夭折,可第二天,他带着哭红的眼圈走进课堂,同学们很受感动。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关爱,彼此激励。那时,正值全国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国立九中也不例外,老师们经常组织高唱爱国歌曲,抗日救亡的人文气息如火如荼,再苦再累也不觉得,让任继周深切地感受到“多难兴邦”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哥任继愈研究生毕业,留校当了讲师,而任继周也进入高中一年级。这时,考虑到弟弟继周在学习上还有很大的潜力,任继愈决定安排他去重庆沙田坝的南开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南开中学是一所大名鼎鼎的私立学校,虽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学费较国立学校要高出许多。

  重庆南开中学是南开系列学校之一,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于1936年创办的。张伯苓,天津人,是“百年奥运”最早倡导者之一,也是“中国奥运第一人”。他还是一位爱国教育家,教学上管理非常严格。他治下的南开中学,校舍整洁,学生注重仪表。那时,男生一律剃光头,穿制服;女生全留齐耳短发,穿蓝布旗袍。任继周喜欢学校的管理氛围,特别是学生作业当场交,老师当场批改的方式,让他感觉很适应。

  南开中学的对面,是一个畜牧试验场,那是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教学用地,一片茵茵草地。在树丛掩映下牛羊游荡、卧息,很是闲适。任继周就经常进去观看,有时与管理人员闲聊片刻。国立中央大学是1937年随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重庆的,这个牧场也是从南京徒步千里,历尽艰苦迁移过来的,任继周不由对这里的员工深怀敬意。任继周从小喜欢养猫养狗,对试验场里的牛羊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所以畜牧场就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也因此而对国立中央大学的农学院充满憧憬。

  任继周1942年暑期进入南开中学。这所学校素以校风端正著称,秉持育人为先,可谓名流辈出。建校至今,该校仅院士就出了近80个,任继周排名为第73位。同窗之间也是情深谊笃,任继周所在班级同学办的通讯《44萍踪》一直延续了下来。有的同学去世了就由儿子接办,儿子不在了就由孙子接办,使得那份情谊和精神代代相传。南开中学使任继周受到更为严格的教育。只是一年的学费要花掉大哥十个月的工资,让他很内疚。他发愿要提前一年考上大学,只有那样才能减轻大哥的负担。于是,任继周在读高二课程的时候,就边自学高三的课程。在校期间,争分夺秒,图书馆成了他课余时间的必去之地。他刻苦学习的精神甚至感动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阿姨,任他在开馆时间之外从半截栏杆上翻进翻出。功夫不负苦心人,任继周二年级读完后,就越级报考大学。报考大学是一道难题,那时报名费很贵,一个银元只能报一所大学。有钱人家选择的空间大。而任继周只报考了国立中央大学,这是他唯一的选择。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最热门的大学之一,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任继周这样选择,一是经济原因,中央大学就在南开中学附近,毋须路费。二是相信自己的实力,尽管要求高、难考,但他信心百倍。

  考试的确很难,不过比任继周预想的要顺利,这得益于他中学打下的基础。走出考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哥继愈写信通报考试情况。得到的自然是大哥的肯定和鼓励,并让他安心等待好消息。好消息说来就来,不久高考揭榜,中央大学录取名单中“任继周”名字赫然在目。

  大学考什么专业好?大哥任继愈的意见是:自己研究哲学是虚的,希望弟弟从事实一点的专业。在任继周看来,如果说实,非农工莫属了。国难当头,当很多青少年满怀科技救国梦想的时候,任继周却选择了畜牧兽医系。以任继周的成绩,是完全可以走更热门一点的专业的。

  入学面试时,院长冯泽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批院士)问他:“你成绩还不错,为什么要考畜牧兽医系?”任继周回答:“是为了改善中国人的营养结构。”冯院长以半调侃、半欣赏的口吻说:“口气不小呀!”

  任继周顺利地进入了中央大学。就在这时,他的父亲任萧亭调任西安军法总监处长一职,家也随之迁至西安,在叫作八仙庵的道观旁租了一块地,盖了几间简陋房子安了家。八仙庵在西安的名气很大,传说是吕洞宾遇汉钟离,“一枕黄粱”点破千秋迷梦而感悟成道之所。任萧亭到西安任职不久,所在的军法处就被解散,从此失业。雪上加霜的是,任继周的母亲又身患重病。

  1943年,入校才一学期的任

  继周,不得不休学照顾生病的母亲。不久母亲去世,可到复学还有一段时间,任继周便在西安一所中学做了半年的兼职教师。 1945年,任继周重返学校不久,日本侵略者就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国立中央大学回迁南京,任继周也随赴南京就读。

  任继周的学生时代,可谓颠沛流离,不仅中学阶段五易其校,大都不过半载。到了大学又两换地址,更兼中途休学,一波三折。战争年代的残酷现实,让任继周深切地感受到家国安宁的意义。他发愤,用功,一心想要报效国家。

  1948年任继周大学毕业,很快经老师王栋教授推荐,兽医学家盛彤笙院士邀请,受聘于兰州国立兽医学院。考虑到工作的专业性,学校安排他留校深造两年,跟随王栋教授进修牧草学。一俟进修期满,便奔赴西北。

西北在召唤

  提到西北,人们就会想起沙漠、戈壁、草原,想起那首古老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对于任继周,除了草原的景色,此刻想得最多的还是临行前导师王栋先生的亲笔隶书赠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任继周深知,那是老师的勉励和要求,也是前辈的重托和期望,没有任何理由有丝毫的懈怠。

  1950年5月,进修期满的任继周告别母校,偕妻子李慧敏从南京出发打算先到西安,再转道兰州。可是到达西安后,就再也没有西去火车了,只有一条沙石公路和断断续续的“班车”。好在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找到一辆去兰州的货车。可那是一台车况极差的美国产旧式老道奇大卡,一路上抛锚不断,颠颠簸簸,走走停停,从西安到兰州700公里的路程,整整用了21天。这21天,任继周夫妇蹲墙根,坐土坝,睡老乡的炕,风餐露宿,苦不堪言。更揪心的是,人在途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兰州的盛彤笙院长和西安的家人一度焦急万分。经过几多周折,才好不容易才到了兰州兽医学院。

  任继周就这样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大西北,什么户口呀,待遇呀,今后的生活呀,通通都没想过。然而,他的到来,却忙坏了院长盛彤笙。

  盛彤笙先是张罗任继周一家吃饭,紧接着给他安排房子,连水缸里的水、做饭的柴火、糊窗户的纸上了桐油没有都想到了,还说窗户纸不上油遇到雨就会破等等,真是无微不至。更让任继周感动的是,老师特地给了他一间16平方米的实验室,挂的牌子是“牧草研究室”。

  说是研究室,里面却极其简陋,一张办公桌,一盏煤油灯,一个书架,一个单面试验台,这便是研究室所有的家当。可在任继周看来,这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啥都有,还要我来创什么业!工作环境的艰苦、简陋,不仅没让任继周灰心,相反,一想到大西北丰富的草原资源他就兴奋不已。

  当时,恰逢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草原调查队,任务是对甘肃草原进行全面考察,要求兽医学院派员参加。盛彤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任继周。这对于一心想要了解草原的任继周来说,更是求之不得,他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好好亲近一下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调查队第一轮考察的是桑科草原。桑科草原位于甘南,属于草甸草原。这里水草丰茂,牛羊成群,十足的草原风光。但任继周顾不得陶醉,他感到这片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草原很有代表性。甘肃省就是从这里的白龙江、长江流域一直延伸到内陆的,这条1500多公里草原沿线,无异于草原科学的取样带。

  接着调查队又考察了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这里自西汉时期就设过牧师苑,曾为历代皇家马场。它位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中部,占地2192.5平方千米,横跨甘、青两省的山丹、民乐、永昌、肃南、祁连、门源六县,地势开阔平坦,气候凉爽适宜,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草场,更是马匹繁衍、生长的理想之地。

  任继周就这样跟随调查队走东西,穿南北,每到一处,他都认真观察,做好记录。第一次调查就让他收获颇丰,不仅摸清了甘肃的草地资源,也看到了不同的草原类型。特别是草原复杂的地形地貌,多样性的生物,种类繁多的真菌、昆虫,以及珍稀野生动物,都让他激动不已。他暗自感叹:大西北就是一个草原标本区呀!它们怎么发展,怎么变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依据。

  任继周庆幸自己听从西北的召唤,是一个无比正确的选择。他难以抑制兴奋之情,于是在日记中写道:“甘肃横跨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我可不能放过这块宝地。”

  在接下来的几年,任继周又跑遍了甘肃草原的每个角落。他深知,对草原的摸底调查是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广袤的草原才是他的第一实验室,也是他梦中的家园。

  但草原考察毕竟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任继周,很多难忘的记忆都是在考察过程中留下的。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是一直生活在探索的满足中,跑得越多,我就越充实,也越感觉不足。”

  当年的甘肃,没有一条柏油路,交通十分不便。在草原调研过程中,任继周坐过汽车、马车、驴车,甚至慢吞吞的牛车等等。平路以汽车为主,山路就靠马车和驴车了。有时候遇到羊肠小道,就干脆骑马或者骑驴。那时汽车的种类单一,主要是卡车、拉货,拉客都用它。有时候敞篷车箱下面放货,货上面再坐人,人和行李混装是常事。

  有一次,任继周和几位考察队员乘坐一辆拉羊毛的货车去山地草原。上车时,发现车上还装着汽油桶,任继周的心咯噔一下,会不会失火呀?司机说,汽油是路上加油用的,所有的车都这样,没事!那时候没有加油站,油料全靠自备。

  很多时候怕什么就来什么。那天,任继周所乘的卡车在经过乌鞘岭段下坡路时,因不停地刹车晃动,导致汽油和羊毛在摩擦中产生静电,一下子就燃了起来。任继周预先就有所警惕,当一发现火情便和同车队员迅速扑救,避免了一次突发危机。任继周事后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任继周最喜欢坐的是马车,好处是可以随走随停,路上遇到一些有价值的草类,可以随时采集标本。可是,到了藏区曲折的山路,马车就派不上用场了,只能骑马。这对于从未骑过马的任继周来说是个挑战,但他毫不畏惧。通过一段时间的摔打适应,很快就成了合格的骑手。其实最可怕的是骑毛驴,驴跟马的习性不一样,它不走路中央,喜欢溜边走。有些路一边是山岩,一边是悬崖。毛驴靠山走的时候,岩石就磨骑驴人的腿;靠崖一边走的时候,旁边是万丈深谷,更让人心惊胆战。还有,毛驴走累了,就地趴下,不管是泥是水,连人代行李就倒在那里。

  除山路的险象环生,就是治安环境的恶劣。解放初期,山里冷不防有土匪和国民党散兵游勇出没。任继周所在的考察队只能一段路、一段路慢慢前行,有时候由藏族民兵护送。到了晚上,就寄宿在回民开的小旅店。那些小店,费用很便宜,每天三毛钱,管早饭和晚饭,饭是面片子,连汤带水的那种。任继周当学生时就落下“胃下垂”的毛病,必须捞干一点吃。店主人见了就提意见,说你捞干的,人家就吃稀的了。这让任继周很感歉疚,说下不为例。小店唯一的菜是腌韭菜,说是腌菜,其实是用咸水井里的苦水泡的,只苦不咸,酸涩难咽。好在路过城镇时,队员们就能吃得好一点,稍稍改善一下。

  考察队就是这么一站站地走,到了甘南就住在县政府。县长嘱咐,夜里千万别出门,以免挨坏人的黑枪。所以,到了晚上,队员们就关在屋子里,第二天再由民兵护送。有一次任继周到草原做调查时,一位护送他的民兵与他寸步不离,走到哪里,那位民兵就牵着马、提着枪跟到哪里,眼睛还警惕地四处张望。民兵说,缰绳不能拴着,一有情况得赶快上马,解缰绳就会耽误工夫,怕来不及。虽然危险重重,但任继周一点也不害怕,感觉很坦然,心里唯一想着的,就是尽快摸清草原生态情况。

  其实,最难对付的还不是明摆着的困难,而是那些摸不着、躲不开的虱子。那时候住帐篷、睡土炕,炕上铺的毡子常年不换,虱子在里面扎堆。搁在上面的线衣、线裤更是虱子喜欢的生存环境。虱子咬起人来,挠也没法挠,找也找不到,奇痒难忍,而且不分昼夜。实在没办法,任继周就用六六六粉化成水,浸泡被子和线衣线裤,晒干了再穿。六六六粉是虱子的克星。没了虱子,任继周就可以安心睡觉和工作。但六六六粉是有残毒的,对身体危害极大,这一点任继周很清楚,可比起虱子带来的苦痛,至少暂时要好受得多。

  面对西北艰苦的环境,很多人不安心,总想着离开。但任继周从未有过一丝要放弃的念头,在他的心目中,大西北才是草原科学的天堂。他就这样扎下根来,先后在国立兽医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等单位,从事草业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对中国西部草原的情况逐渐熟悉,他的草原类型学术理论基础也由此奠定。可以说,他在甘肃开展草原研究的最初几年,其足迹遍及西北数省区,从宏观的草原分类,到具体不同类型草地的改良利用;从草原生产能力的评定指标,到草地农业生态系统;从关注传统的草原生产问题,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都有了深入的研究。

  任继周对自己选择草业研究的评估是:一方面与导师的培养有关,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与专业实现了融合使然。他在西北的第一项收获,就是1954年出版的由他执笔、王栋审校、盛彤笙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这是我国第一本具有草原畜牧业意义的草原调查报告,为今后提出草原类型等学术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任继周扎根草原,俯下身子搞研究的起点。

  但在任继周看来,老是跑来跑去的流动调查,很难有更深入、更系统的收获。而纵观全国同类工作,也大都停留在草原调查阶段。任继周认为,要改造草原、发展生产,必须尽早在具有代表性的草地设立固定的研究点,最好搞一个草原科研基地,即科研试验站,让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以获取更可靠的科研数据,使之成为草原发展的样板和标杆。

高原第一站

  任继周的想法是大胆的,也是符合科研规律的,只是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可任继周骨子里就有一股执拗劲儿,就像他不顾一切来到大西北一样,现在又不顾一切地搞起了高山草原试验站。

  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人员编制、没有交通工具,还有许多个“没有”。但在任继周看来,有人就行!于是,他和他的学生,硬是在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上,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地试验站。

  乌鞘岭,这个古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通往长安的重要关隘,就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于陇中高原与河西走廊之间,其主峰海拔高达3562米,常年气温为摄氏零度以下。《志书》有“盛夏飞雪,寒气砭骨”的记述,高寒、冰冷、山路曲折,让要经过这里的人谈之色变。有人曾问,为何偏偏要在乌鞘岭上建试验站?任继周的回答很简单:乌鞘岭最具备草地改良研究条件。

  1954年6月,两顶白色的帐篷出现在乌鞘岭的一个叫作马营沟的地方,远远望去,就像两只牧羊人随意丟弃在草地上的帽子,那便是任继周和他的团队的临时驻所与实验室。

  山下渐渐入夏,山上还在结冰,科研队带来的帆布帐篷难以抵御寒冷的侵袭。尤其夜间,薄薄的行军床下更是寒气阵阵,无法入睡。任继周就和他的学生们干脆打起了地铺,他们就地取材,折灌木作垫,采枯草为褥,草上铺被,师生们挤在一起,相互取暖。为了不让试验用的蒸馏水结冰,大家就用被子裹着,或直接抱着蒸馏水瓶子睡觉。

  除了寒冷,更恐怖的是夜半常有狼群凄厉的哀嚎。有一次,任继周早晨起来,竟发现帐篷周围的雪地里,有一长串熊的脚印。山上的日子既单调而又充实,在搞试验的间歇,任继周还和学生们一起做饭,没有柴火,就地取材;没有菜刀菜板,就用实验用的剪刀替代。吃的以面条、疙瘩汤为主。疙瘩汤是西北的家常汤品,简单方便。有时候也从山下买些羊肉来改善一下。就这样,任继周和他的团队硬是在熊、狼出没的荒原上扎下根来,那一年,任继周刚好30岁。

  两顶帐篷一扎就是两年,直到无法再用了,才在多方协助下,将帐篷换成了几间土坯房。谁能想到,这便是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实验定位站。

  任继周虽是一位执着的科研工作者,却有着别样的文人气质。他在科研之余还有感而发,即兴创作《草人诗记》二首,为那段经历作了生动的记述:

  一

  月夜清辉漫山梁,溪畔孤帐泛青光。

  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熊踪绕帐房。

  浓烟滚滚难为炊,寒风瑟瑟透衣裳。

  薄帐一顶居雪地,男儿热血傲严霜。

  二

  高山望月小,夜风来远山。

  师生同薄帐,互道不觉寒。

  为暖蒸馏水,抱瓶共被眠。

  晨起忙炊事,湿柴煮汤面。

  切菜剪刀代,调味只有盐。

  捧碗温冻手,哈气护眼帘。

  天冷心中热,学子恋草原。

  字字句句,真情实感,无疑是任继周师生们苦乐情怀的真实写照。在建站初期的四五年中,为确保教学、科研两不误,任继周坚持每周前三天在兰州的学校教课,后四天到天祝草原站开展实验工作。那些年,他往返于学校和马营沟之间,途中的12个火车站名他都清楚记得。尤其离试验点最近的乌鞘岭火车站,更是任继周的必经之地,并和车站的售票员成了老朋友。有一次,任继周走得匆忙忘了带钱,那位售票员还主动给垫上。

  从乌鞘岭火车站到马营沟试验点,要走十来公里的山路,中间还隔着一条小河,十七八米宽的样子,水深过膝。小河没有桥,任继周和学生们每经过一次,就要趟一次水。那时穿的是棉衣棉裤,裤脚很难卷到膝盖,打湿裤脚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腿脚常常被冻坏。为了不耽搁从试验点到学校的上课时间,任继周早上四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天还未亮,极易遭遇狼、熊。他就打着手电筒,借用光柱来壮胆。

  任继周带领他的团队,就这样地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草地定位研究的同时,还深入进行了草地围栏、划破草皮改良草地、划区轮牧、季节畜牧业等一系列科研活动。有时外出记录观测数据,没有先进仪器就采取人工记录,一天早、中、晚三次,刮风下雪也不间断。直到两年后的1956年,试验站正式建立。

  在接下来的调研中,任继周又发现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高山上寒冷潮湿,有机质不易分解,千百年来形成的黑色草毡土,使得草根絮结,厚达20多厘米,像毡子一样,有很大的弹性。他随机做了个实验,将啤酒瓶高高扔起,当瓶子自然落地时,竟弹起丈余高,瓶子毫发无损,可见草地弹性之大。虽然弹性大,草却长不好。一段时间之后,任继周忽然发现老鼠洞周围的草格外密集,长势明显好于其他地方。他很快受到启发,那是因为老鼠打洞改变了草毡的黏性,客观上起到了通水透气的作用,从而改善了鼠洞周围草的生长环境。

  这让任继周茅塞顿开,便和他的科研团队进行了一项划破草皮的科研实验。当时的谭震林副总理知道此事后,还让第八机械工业部研制了一台划破草皮的机器。在此基础上,任继周又进行了改进,终于成功地研制出第一代草原划破机。在不翻土、不破坏草原的前提下划破草皮,以达到通气、透水效果。这便是后来声名远播的“燕尾犁”。

  燕尾犁的使用受到远近牧民的欢迎,有些地方原来仅有两三寸高的草竟长到了半米左右,产量也提高了四倍之多。为了推广燕尾犁,任继周还将它作为划破草皮的成果,积极地向相邻的畜牧业大省推介,使之成为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省区大规模改良草原的常规方法。无巧不成书,这竟与当时新西兰、美国盛行的Direct drilling(免耕)方法不谋而合。可以说,任继周40年前创造的这一技术,在改良我国草原的实践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而燕尾犁的出现,正是任继周的长期坚守草原搞科研的结果。

  有人曾问任继周辛苦吗?他的回答是,搞科研哪有不辛苦的,怕苦就别干这一行。回想起试验站的建立过程,任继周感到辛苦不算啥,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不被人理解,甚至被污名化。他说:“当时搞这个试验站,没有编制、没有经费,人家说我是‘黑站’。”

  这顶“黑站”的帽子,任继周一戴就是23年。但他从不放弃,即便“文革”时期,业务受到很大影响,仍一如既往搞研究。无论别人如何批判他,抹黑他,都没有动摇过。“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任继周就做住校军宣队的工作,争取把学生派到草原站来。草原站的环境远比农村艰苦,更能锻炼人,还能进行专业训练而不受阻挠。那时候,学校的实验室开展不了,就把它搬到草原站。任继周和他的学生利用这里安静的环境,进行了多门专业课程的教学实习和科研。在那个特殊年代,这里反而成了“世外桃源”,一批批牧草学研究生在试验站完成了专业论文。

  此后不久,任继周又以多年的科学积累为依据,创立了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的草原综合顺序分类法。还和学生胡自治一起,创设了草原分类检索图,这是一种成功的生态图谱研究成果,在国际上被称之为《任胡氏检索图》。

  1978年,随着任继周高原试验站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当年7月的一个星期日,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和夫人陈舜尧及秘书等一行来到试验站考察,进行野外观察,开展详细座谈,询问许多专业问题,在站上吃了简陋的午饭以后,稍做休息,又说了许多勉励的话,才带了一把生长旺盛的牧草上车离去。宋平书记一行对试验站所取得的成果和建站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任继周说到这件事,遗憾地说:“那时我们真傻,不懂得宣传。宋平书记也没有带一批摄影记者随行报道,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就在那一刻,任继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压在他心头的那块石头,随着试验站“黑”帽的摘下而搬掉。从此峰回路转,正式编制有了,科研经费有了。提起当年的艰苦,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感慨地说:“看看现在,谁能吃得了那种苦呀!”

  也就在那一年,任继周被甘肃省科学大会评为先进个人,选为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此后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科学家”称号。而他提出的评定草原生产性能的指标体系——畜产品单位指标体系,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他创造的划破草皮改良草原技术,使我国北方草原生产能力大幅提高。

  在第一个高山试验站模式的带动下,任继周又针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先后建立了7个试验站,开展科研、示范、培训和推广工作,使之成为任继周科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成功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科研与生产,科研人员与农民群众的紧密结合。

  其中的贵州威宁灼圃高原草地试验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此而形成的“灼圃模式”,还上了《人民日报》。提起“灼圃模式”,就不能不说说任继周与贵州草业的一段不解之缘。

贵州芳草情

  贵州,位于西南高原山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境内喀斯特地貌面积达10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士总面积的61.9%,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的严重石漠化地区。境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布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在这样的地貌条件下能否发展草业,对于时任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所长的任继周来说,是个新课题。

  我国南方能不能发展草地畜牧业,曾开展过一场争论。部分生态学家认为南方植被顶极群落是森林,应该发展林业。当时到处开辟农田,种植玉米,收入很低,水土流失引起的石漠化严重,若弃农改林,农民生活没有着落。怎么办?一时争论不下。

  任继周等人主张发展草地畜牧业,即草地农业的一个分支,可以兼顾农民生活与水土保持。面对争论,任继周力排众议。他的回答是,山区人民一样要吃饭,山区老百姓的生活一样要改善,发展山区草地农业正是山区农村致富的有效途径。任继周的观点并非感情用事,这是他在借鉴新西兰、澳大利亚牧草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考察了除黔东南以外的大半个贵州后,才积累了这样的底气。

  但困扰任继周的还不是学术之辩,而是长期以来“以粮为纲”的思维模式。1982年10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年会在贵州召开,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次全国性会议。会上,任继周第一次敞开心扉,毫无顾忌地坦诚了他对传统农业系统的批评意见,并讲述了草地农业的优胜之处。他的观点,得到了时任贵州省农业厅长赵庆儒的深度赞同。他二人还就贵州草原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流,甚是投机,并因此而成为相见恨晚的朋友。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草业观念的高度契合而走到了一起,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尤其让任继周感叹的是,在全国的农业厅长普遍为粮食奔忙的时代,赵庆儒却能独具慧眼,重视草地,真是难得!任继周还称他是既管粮食,又管草地、畜牧、研发、培训的“大农业厅长”。

  有了赵庆儒的支持,任继周在贵州的调研就变得顺风顺水。畜牧兽医学会年会刚一结束,赵庆儒专门为任继周安排了一个微型考察队,五名队员,两辆吉普车,由潘介农副厅长全程陪同。那次考察,前后六天时间,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收获满满。通过考察,任继周发现贵州的资源条件并不差,水热资源反而比北方丰富。只是日照不足,发展粮食生产优势不明显,大部分地区又是岩溶山区,不科学的耕作措施过多,极易引起石漠化问题。贵州的贫困程度虽然在全国数一数二,但自然条件和新西兰不相上下,是发展草地畜牧业的理想场所。

  考察回来,在赵庆儒的要求下,贵州省政府组织了题为“任继周贵州山地考察报告会”,内容是结合当前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畅谈考察心得。那是一次颇具规模的大会,全省有关部门数百人参加,大礼堂被挤得满满的。这让任继周十分激动,毕竟是“文革”后第一次站在发言席上,他有一种知识分子被尊重的慰藉,他的感情难以抑制,那一腔对中国农业和草地畜牧业积压多年的感触喷薄而出。他甚至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畜牧业产值达不到50%以上,我国农业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这观点振聋发聩,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粮食不过关不能发展畜牧业”早已成为普遍认知,更是凝固在国人心头的思维定式。会后,任继周忐忑不安地等待反映。没想到几天后,也就是1983年12月6日、 7日两天,一篇题为《关于我国南方建立草地农业系统的问题》的任继周的署名文章,在《贵州日报》全文连载。任继周十分激动,他感激贵州省领导的认同和支持,更佩服赵庆儒厅长的魄力,能够将发言稿不加删减,完整地呈送给贵州省委、省政府。

  任继周就这样与贵州结下了深情厚谊。从“六五”到“十五”的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再到落实一批国际援助项目,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将25年的时光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贵州草业。而他和赵庆儒的友谊也在草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升华,那是一种建立在了解和信赖之上的知己情怀,就如同窖藏的老酒,愈久便愈见醇厚。正如他在《大农业厅长赵庆儒》一文中所表白的:“我为有庆儒这样一位挚友而感到幸运和自豪。”这是任继周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所以多年后,一提及贵州,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赵庆儒,想起高山草地,想起威宁高原草地试验站——灼圃。

  关于灼圃,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灼圃狗街子,洋芋荞麦过日子。想吃苞谷饭,除非老婆坐月子;想吃大米饭,要等下辈子。”足见早年灼圃之穷。

  任继周第一次到灼圃考察时,发现这里虽然贫瘠,但地貌特征和新西兰草原环境十分接近,可以借鉴甘肃马营沟实验站成功经验,在灼圃再建一个站点。他甚至设想,等草地发展了,再把当地农民动员进来,开展畜牧业养殖,以科技带动农户,一定会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赵庆儒和有关部门时,便很快得到明确的支持。

  恰巧那时正在开展的“鄂、湘、黔三省南方草地试验示范区项目”接近尾声,任继周担心走“项目结束之日就是项目死亡之时”的老路,坚定地提出建立自我维持的经济实体和试验站。让试验站为经济实体提供科技支撑,而经济实体又反过来扶持试验站的发展,二者互惠互利,科研与生产良性循环。这个意见得到农业部草原处李毓堂处长、畜牧局李易方局长和杨国华副局长的支持,很快被贵州省农业厅采纳,并决定建立试验站,由贵州省农业厅与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合办,启动资金从鄂、湘、黔三省南方草地试验示范区项目经费中挤出。根据任继周的建议,建站地点就选在了威宁县城附近的头坡,依托山顶的气象站供电系统,便于开展工作。灼圃作为实验站的实验示范牧场。

  回想建站之初,条件十分艰苦,任继周和他的科研团队吃的是土豆、苞谷、糙米饭,住的是石头和水泥砖搭的房子,就连用水也要走很远的山路才能取到。但这些困难,都不足为惧,毕竟比这里更艰苦的环境都待过。很快,在合作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威宁高原草地试验站的牌子很快竖了起来。站长由任继周的研究生蒋文兰担任,在她的主持下,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贵州山地实验站和灼圃实验示范牧场应运而生。

  1985年7月27日,时任贵州省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参观灼圃,为他介绍草场情况的正是蒋文兰。她对省领导说:“这里比西北好,适合养羊,经济效益稳靠。羊毛市价五元一斤,西北却要十元一斤。威宁老百姓会养羊,羊毛销路好。”胡锦涛同志听了很高兴,转而对县委同志作出指示:“应当赶快先抓群众性养羊,养羊是打短、平、快,看起来慢,实际快。这个问题想通了,还有许多事可以搞。”

  随着工作的深入,试验站又与威宁县合办了灼圃示范牧场,并吸收六家专业大户参与,给予贷款扶持,让他们共同建设、管理草地和开展畜牧业营运。不久又联合组建了经济实体“灼圃联户示范牧场”,从申请加入的农户中筛选三户,加上先前的六户一共九户。如发展顺利,不但还清了各户的贷款,还把原来只有一担家当的贫困户发展为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富户。他们都掌握了草原管理的科学技术。他们当中还出了一位省人大代表。附近农户纷纷申请加入。这便是被贵州省委、省政府称为脱贫致富的“灼圃模式”。

  灼圃牧场示范功能显而易见,特别是在南方草地生态安全与草地植被恢复重建方面,取得了多项技术与成果。如:探索出成熟的人工草地建植技术和天然草地改良技术,特别是三叶草、黑麦草等牧草的混播草地,产量高、质量好,已接近和达到了新西兰水平。说明“威宁高原草地试验站”和“灼甫联户试验牧场”是成功的,它印证了中国南方发展草地农业,并通过草地治理咯斯特石漠化是可行的。

  威宁县灼甫草地是贵州省第一次采用飞播所建立的人工草地,其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84年,在贵州省威宁县灼圃飞机播种的第一批人工草地,因管理利用不当,以菊科的多种蒿属植物(Artemisia L.)和禾本科的马唐(Digitariasanguinalis)为主的杂草猖獗蔓延,人工牧草几乎被埋没。这时议论蜂起,认为在南方建立人工草地失败已成定局,同时南方不宜发展畜牧业的论调也广为流传。云贵岩溶山区能否建成丰产稳产的人工草地,能否发展畜牧业是当时面临的严重挑战。

  它的成败也关系到我国南方草地畜牧业的前途。这时农业部的领导找到任继周,征询他的意见,希望他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任继周毅然站了出来,他和他的科研团队,一头扎进草场,在一望无际的杂草间寻找原因。经过三年的实验,终于找到病根,使得杂草被有效控制,优良牧草得以恢复。到项目结束时,人工草地已呈现勃勃生机。任继周采用的关键技术是:第一,适时适量采摘。杂草多为一二年生蒿属和禾本科草,其特点是生长季早期生长迅速,足以抑制优良牧草的生长,成为优势种。针对这一问题,在杂草生长季的早期,以割草或放牧的方式及时采摘,为优良牧草腾出生存空间。第二,晚秋放牧利用不可过度。晚秋为优良牧草往根部输送养分、巩固生长的最佳时机,放牧过重将削弱优良牧草的竞争力。三是施用钾、磷肥。施用钾、磷肥,可以促进原来播种的白三叶等豆科牧草的恢复。任继周采取这些措施的第三年,威宁县灼甫草地已是郁郁葱葱,起伏的山地被丰茂的白三叶和多年生黑麦草覆盖,宛如栽培草地。

  此后,任继周在前期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转而将着力点放在了云贵高原草地农业系统的开发研究,而这正是联合国批准给贵州的扶贫项目,任继周在项目中担任技术总裁。

  在项目研发过程中,任继周将“草地农业系统”构想首次在南方提出。所谓“草地农业系统”,是指一个能满足现代人的食物结构,并使得生态和生产两者兼顾而能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系统。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黄土高原与澳大利亚合作的在中国经贸部和联合国项目任务书中,属于国际文件。联合国专家还在“贵州高原草地农业系统的开发研究”项目评估时,对“草地农业系统”的构想,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这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内涵丰富的农业生态系统,具有多层次性、互补性和开放性特点,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通过项目的实施,已经建立的威宁草地实验站与“八五”攻关项目结合,得到了巩固、提高。在此基础上,又得到联合国和新西兰的资助,分别建立了三个草地畜牧系统,即:威宁县草地-绵羊系统、独山县草地-肉牛系统和草地奶牛系统;清镇市草地-奶牛系统。这应该是我国草地畜牧业,或者是狭义的草地农业系统在农村较为全面的一次组建尝试。这些工作为我国草业科学达到一个新台阶,也带来国际影响。

  在贵州连续15年的南方岩溶地区草地畜牧业研究,使任继周对这一地区的草地资源、草地畜牧业和草地农业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南方草地农业建设和管理的有效措施,其中包括多年生常绿人工草地建立的科技措施,对若干牧草品种的检定,以及对草地-家畜界面的认知。

  在开展高原草地建设过程中,贵州曾分别得到科技部“七五”“八五”“九五”攻关项目的支持。其中,“七五”项目任继周担任第一主持人,蒋文兰为第二主持人;“八五”项目蒋文兰担任第一主持人,任继周为第二主持人;“九五”项目由蒋文兰单独主持,任继周只是参加人。从项目第一主持人的变化不难看出,任继周在培养学生蒋文兰的过程中,是先带一段,后扶一把,再送一程,直至蒋文兰能独立担纲。充分体现了任继周作为一位导师、一位老科学家的胸怀和责任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任继周和学生蒋文兰、李向林等一批科研工作者,在贵州开展了包括灼圃在内的一系列山地草原科研攻关,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过程既充满艰辛,又乐在其中。他的学生李向林在回忆那段经历时说:“那时任老70多岁了,外出考察走山路,年轻人都跟不上。”而对于任继周,贵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让他无法忘怀,他感谢这片土地,感谢同他合作过的许多人,比如老朋友农业厅长赵庆儒,副厅长潘介农,比如原贵州畜牧局长王志轩,比如草原站历任站长,除了学生蒋文兰,还有之后的张明忠、何胜江、吴道全等等。

  任继周在总结贵州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黄黔司长合作,将灼甫经验丰富提高,创造了晴隆经验,更在国务院扶贫办支持下,使晴隆经验推广到贵州24个县,并先后以晴隆经验为核心,召开了八次全国性扶贫现场会。任继周和黄黔两人合著了《岩溶山区的绿色希望——中国西南岩溶地区草地畜牧业考察报告》成为目前西南地区发展草地畜牧业的重要指导性著作。一说到黄黔,任继周就动情地说:“不能忘记黄黔这位博学多识,无私奉献的大专家。”他是钱伟长教授的力学研究生,后来留学加拿大。回国后在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的时候,曾任上海大学副校长,后来先后调任教育部、科技部任司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2000年,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任内去西部调研时,在兰州一次座谈会上,与任继周初次相遇。他对任继周的学识与人品大为赞赏,赞同任继周以草地农业改造我国传统耕地农业的主张,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支持并参加了任继周在贵州乃至全国的工作。两人同出同入,密切合作推动贵州的草地生态畜牧业工作,建立了晴隆模式。

  这时任继周年事已高,黄黔以他博学和干练,发挥他对各项政策理解和熟悉的特长,特别对扶贫工作深刻研究,大力加强了贵州的草地畜牧业工作。为了减轻任继周的负担,他凡事抢到前头,起了骨干作用。2011年任继周大病初愈,抱着衰弱的病躯,与黄黔一同来到贵州,在省政府召集的会议上,向有关专家和单位郑重推荐黄黔兼任兰州大学教授,做他在贵州工作的接班人,并预约黄黔在兰州大学开设扶贫专业课,创立一门全新的学科。任继周以为从此贵州的草地农业工作后继有人,可以放心了。不意第二年黄黔就患癌症逝世。任继周伤心地说:“我不仅失去了臂膀,以我的老病之躯,难以再深入基层工作了。”

  在任继周多年科研项目的带动和影响下,“独山模式”“晴隆模式”“长顺模式”先后现身。这些新兴模式的形成,不仅建立了草地农业系统的雏形,还培养了一批懂得草地畜牧业管理的干部和现代农民,更重要的是帮助草原周围群众走上脱贫之路。这也是任继周最看重的结果,但他认为还远不够完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如今,灼圃草场已成为贵州高山草原的名片,它像一片绿色的云,飘荡在黔西北高原上。威宁人把“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新西兰专家”“任继周”“蒋文兰”等名字镶入其中,像炫耀家珍一样给人们介绍着。

“草人”大格局

  任继周曾借用《周礼》中“草人,掌土化之法,相其宜而为之种”一语,将自己比作“草人”。“草人”包含二层意思:一是俯下身子,做一个平凡的草原工作者。二是站在国民营养的高度,以发展草业为己任。

  为此,任继周还于2004年写过一篇题为《杞人忧天草人忧地》的杂文。通过“杞人忧天”巧妙引发对“草人忧地”的思考,与其说一种语言智慧,不如说是他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他在文中讲了“四个担忧”。大意是:一忧粮食安全再走老路。担心“以粮为纲”传统思想的影响,而放大了“粮食安全”问题,使得刚刚呈现生机的草业,再度受制于单一的粮食生产。二忧草业科研作风漂浮。担心在“短平快”式的学术之风影响下,只想在计算机上打天下,而不耐烦较长期的草地试验和扎实的实验室工作,这样下去,难有作为。三忧理论误导不走正路。草业科学贵在创新,但前提必须是严肃对待科研方向和发展战略,紧扣适合我国国情的草业科学,即草地农业系统。担心以追求枝枝节节、光怪陆离的“时髦”为目的,而迷失了长远的战略方向。四忧自然、人文不能兼备。有些青年人,不懂得自然科学的研发也需要人文科学支撑的道理,疏于对人文科学的钻研。担心因人文科学过分贫乏,而难以接近自然科学的顶峰。希望有抱负的年轻专业人员,读一点文学、哲学、历史、名人传记之类的书籍,甚至接近一点音乐、书画,多方面提高文化素质,以养科研工作者的“浩然之气”。

  这篇文章高屋建瓴,语重心长,体现了任继周高远的战略眼光,真挚的“草人”情愫,以及爱犊、护犊的长者胸怀。当他将自己定义为“草人”的时候,就已经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了。只是我国目前这样的“草人”太少,正如畜牧学专家张子仪院士所言:“惜在当前我国几十亿亩草地上,亩均还摊不上万分之一个‘草人’。实在是路漫漫其修远,急需要有合格的‘草人’去‘上下求索’,实实在在地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而任继周正是在国家最需要“草人”的时候,义不容辞地从先师王栋、盛彤笙手中接过草业科学的接力棒,不知疲倦,砥砺前行。正如他《草业琐谈》中所感:“草人挟囊走长谷,带泥足迹殁丛芜。

  也许,这就是任继周作为“草人”的大格局,他的眼光、胸襟、胆识、情怀,尽在其中。所以一路走来,才有那么深邃的履痕,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还是甘肃高山试验站的时候,任继周就提出了草原的气候-土壤-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那是根据不同的水、光热条件,对草原进行科学分类方法,现已成为可以覆盖全世界的世界唯一草地分类方法。那个阶段,任继周还编写了第一部有关草原学的教材《草原学》,该书还于1959年被农业部作为向国庆献礼的成果。这部《草原学》同时被教育部纳入国家统一教材系列,成为第一部大学草原学教材。从此,草原学这个不受重视的“冷板凳”,终于搬进了大学课堂。

  1973年,任继周提出评定草原的新指标——畜产品单位,草原生产能力就是单位面积的草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可用畜产品数量。传统的以家畜头数为单位的衡量指标,无法全面地比较各个草原的生产能力。畜产品单位提出后,很快被草原学界广泛应用,还受到世界资源研究所的重视,决定采用这一标准评价世界范围内的草原生产能力。

  任继周并未因此而停下研究的脚步,他接着又发现草原急剧退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态系统的缺失。并针对传统农业以单一种植业为主的病态格局,提出农业应提高整体生产力、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农业部和甘肃省委的支持。此后,任继周又以庆阳黄土高原试验站为依托,先后主持完成了农业部重点攻关项目一一“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与建设”“黄土高原草地农业综合技术开发研究”、中澳合作项目“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研究与发展项目”等。

  “文革”结束不久,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成立。这个由农业部和甘肃省委合办的科研机构,在任继周的主持下,承担了全国及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课题,举办过各种草原科技培训班。并研究、收集整理草原科技情报,与甘肃农业大学、兰州大学合作,培养草原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科研机构协作,开展学术交流。

  研究所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多方认可。所以在研究所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评估时,就排到了全国第十四位。当时的情况是,各类国家级研究所多达1250个,仅农科院下属的研究所就有40多个,可见排名是很靠前的。到了第二个五年评估中,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名次再度刷新,由第十四位上升到第九位。

  两次排位的变化,让任继周信心倍增,他真切地感受到科学的春天来了!

  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草原科学研究的工作中,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带领学术团队再一次出发,在黄土高原、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及沿海滩涂地区,开展了深入的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研究,不断地积累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草地农业生态学的理论体系。1980年,任继周主编的《草业大辞典》出版,这是在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支持下,通过全国各院校和研究单位通力合作完成的。这部大型专业工具书的出版被认为是我国草业科学发展的标志性工程。

  1981年至1990年,任继周先后创办并主编了《国外畜牧学——草原与牧草》(现名《草原与草坪》)、《草业科学》《草业学报》。其中,《草业科学》和《草业学报》有着中文核心期刊的地位,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期刊和国际CABI源刊,分列畜牧兽医类期刊前二名。1995年他主编出版了《草地农业生态学》。1998年出版了《草业科学研究方法》和《河西走廊盐渍地的生物改良与优化模式》等著作。他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

  1988年,新西兰梅西大学出资设立了任继周教授奖学金(Professor RenJizhou Scholarship),专门用以资助中新两国农业学者、学生的交流。这既是对中国留学生的重视,也是对任继周学术成就的肯定。1991年,任继周被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0年被人事部等部委授予全国优秀农业科学工作者称号。

  2001年5月,任继周所在的草原生态研究所,加挂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生态研究所”牌子,与农科院加强合作。2002年,该所整体并入兰州大学,在保持原有建制基础上,成立了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任继周任名誉院长。这是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中的首家草业学院。随着研究所并入兰大,任继周学术集体施展才华的平台更加宽广,不仅多年的研究成果得以集中整理,还一举获得2009年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第一获奖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三农”模范人物称号。他编著的《草业科学论纲》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曾得到出版社金国华社长的高度评价,称《论纲》饱含深情地论述了草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和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4年,任继周在兰州大学开设《农业系统发展史》与《农业伦理学》课程,创全国同类学科之先河。

  取得的成就越大,任继周感到肩上责任就越重。作为中国草地农业科学家,任继周思考最多的是一个深层次的国民营养问题。他曾算过这样一笔大账:以中国目前情况,藏粮于草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能缓解存粮过多的压力,这对政府和农民都是迫切需要的。其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中国畜牧产品只有提高质量,才能与国际接轨,在国际市场占一席之地。第三,随着中国农村日渐富裕,对畜牧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大。第四,为改善中小学生营养状况,由农业部、教育部等七部委局所推广的“学生饮用奶计划”正式启动,也为奶产品创造了新的市场。假如把奶产品的消费量提高到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其产值将超过现在畜牧业的全国产值。第五,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已经开发出草地畜牧业的成功模式,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也成为逐步普及的致富途径。这些都表明,发展草地农业的巨大潜力。

  任继周分析,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耕地面积仅占12.7%,面积最大的草地约40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41%,是耕地面积的3倍多。在农业发展中,作为面积最大的土地类型和世界三大食物来源地的草地,如果不受重视,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何况传统耕地中,也应该草田轮作。这样一来,不但能保证粮食产量不下降,还能成倍增加牧草等饲用作物,培肥地力,优化土壤,减少面源污染。他认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农耕文化,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从秦代商鞅变法提倡“垦草”,到汉代“辟土殖谷曰农”,将农业定位于谷物生产以来,农业就被定位于开垦土地、种植谷物。5000年的历史,一直延续着“以粮为纲”的耕战政策。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传统观念,以及单一的谷物农业系统的延续,带来的必定是“粮食安全”问题。

  对此,任继周还算了一笔小账:过去劳动的时候,一个成年人每月50斤粮还吃不饱,营养不平衡,总有饥饿感。几亿人口都拼命吃粮食,粮食怎么够?如果畜牧业发展了,牛奶、肉类多了,吃口粮的量就下来了。现在城市人口大概是每人每年70-80千克。一个农村人口的口粮相当于3个城市人口的消耗量。城市化正在发展,减下一个农村人口可以养活3个城市人口。城市人口吃的粮食为什么少?吃肉、吃奶多了,副食多了。这些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饲料、牧草。如果饲料不解决,粮食是不会安全的。只保证粮食的量,肉不够、奶不够也不行。“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就是没有奶牛吃的优质牧草,才出了乱子。如果说真正的粮食安全,就应该把畜产品纳入进来,包括家畜的饲料、饲草。

  在任继周看来,现在的粮食不是不够吃,而是因为饲料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吃的跟家畜吃的混合在一起。这样不行,人们费了很大的劲,开发了很多土地,实际上大部分没用上。我国耕地面积不过12% ,草地面积比耕地面积大三倍,如果把草地也像耕地那么管起来,增加产能会是多少食物!我们现在提出“食物当量”,就是粮、果、菜、牧草、饲料等折合成一个标准。按食物当量计算,草地农业系统比这个耕地农业系统多得多。而中国现在的粮食安全,并不是食物安全。过去有一个误区:一说粮食安全就种粮食,不把动物生产放在粮食安全的规划之内,因此也就不把草地作为农田来管,只管一个耕地。养牛是为了耕田,养猪是为了积肥种地,粮猪农业,这样膳食太简单化了。

  任继周进一步分析,我国一年5亿多吨粮,实际上2亿吨就够了,人吃的东西喂猪不经济。而且,按生态位来说,生态位重叠的这种生态系统,是容易出毛病的,要岔开。所谓“生态位重叠”,即两个人吃的食物一样,万一不够的时候只能养活一个。食物资源应该是多样的,比如矿物类、植物类、动物类的食物资源。如果都在食用谷物类资源,势必会造成其他资源的浪费。若拿出一部分用来养牛养羊,就能把草食动物发展起来,逐渐取代单一的猪肉,从而减少对单一食物的依赖,迅速融入国际农业发展的主流中来。

  任继周感到,正因为国人粮食情结太重,近代以来,“开荒”热潮也达到历史顶峰,土地开垦过度,土地资源耗竭,农业资源造成极大重浪费,农民收入很低,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伴随而来的,还有草原、森林的锐减,水土流失,土地肥力减退,综合表现是荒漠化和沙尘暴,生态与生产两败俱伤。这种偏颇的农业系统,人为割裂了生态系统内部的食物关系,对生物、土地、水、能源等资源造成严重浪费。由于食物的情结淡薄,分不清食物与粮食的辩证关系,导致危机的存在。

  任继周一度因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不被人接受,而极度地痛苦过。直到1984年钱学森专论《草人草业和新技术革命》的发表,他的草业理论,才得到较多的支持,站稳了脚跟,进而被认知,被纳入世界高端科学领域。

  任继周在感叹传统观念太深厚、太难改变的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希望。特别是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作为草地农业科学家,任继周感到,他心中藏着的大目标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实现,那就是发展草业,改变传统农业结构,让人们从传统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丰富的食物链,全面提升国民营养,强健国人体魄,让每个中国人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不再被粮食安全问题困扰。

  任继周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现代草原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因为他取得多项重大的科研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五个方面:第一,他创立了草原-土地-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可用于全世界草原的统一分类,是世界唯一草原分类体系。第二,他提出了提高草原畜牧业生产效率及解决中国北方牧区家畜“春乏”的理论与技术——草原季节畜牧业,这一理论已在中国五大牧区普遍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益。第三,他建立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新指标——畜产品单位简称APU。第四,他提出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理论与技术,根据理论计算,可提高生产能力20倍以上。第五,他建立了中国运动场草坪建植与管理技术体系。

  1995年,在任继周当选中国首位草业科学方面的院士后,就有北京、南京等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向他抛来“橄榄枝”,有的单位还提供独栋楼房,甚至承诺一年发给24万元津贴,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还有美国一所研究中心,也致函邀请他和爱人一道赴美工作。所有这些,都被任继周一一谢绝。他的回答是:“我哪里都不去,我的根就在中国,我的工作就在草原。

抚卷忆三贤

  “莫谓行脚踏空谷,须将陈酿汇深潭。”这是任继周写过的诗句,也是他人生的一种感悟。岁易时移,许多事、许多人,总是纷纷繁繁、熙熙攘攘地在他记忆里交汇。当他静下心来,抚卷长思,有这样三个人总让他难以忘怀。

  第一个是大哥任继愈。在任继周心目中,大哥任继愈是一个标杆,一面旗帜。从懵懂少年到长大求学;从发奋读书到立德做人;从理论研究方向的确立到思想体系的形成,任继周的每一人生阶段,都离不开大哥任继愈的影响。大哥曾对他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这番话,任继周从小记到大。在他心目中,任继愈不仅是大哥,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事实也是如此,任继愈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后又考入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成为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其毕业论文《理学探源》的手稿至今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他集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他的专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都是集大成的巅峰之作。他还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等,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此外,在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主持过许多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可谓芳泽永驻。

  任继周曾感慨地说:“家兄继愈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对我的帮助极大。当年省吃俭用、东挪西借供我读书,却从不表露,生怕让我知道,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极其简朴。”在任继周记忆里有这样一件事: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哥任继愈一直用一个罐头瓶作水杯,外面加一个尼龙丝杯套。那杯套还是大哥的侄女读小学时的手工作业,当时很流行,街头地摊上随处可见。那种杯套很早就过时了,别人丢的丢,弃的弃,只有他一用就是30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那个尼龙杯套还在罐头瓶上使用着。

  任继愈淡泊清廉的品格,为任继周修身立德树立了榜样,他对大哥的崇拜与景仰,早已超出了普通的兄弟之情。所以才有“亦兄亦父,亦师亦友”的多重感受。

  第二个是恩师盛彤笙。任继周在《我心目中自省的镜子》一文中这样说:“每当什么事发生时,我总是想到两个人,偏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多想到家兄继愈;偏于学科专业的,多想到先师盛老。”可见盛彤笙先生这面“镜子”,让任继周是何等的看重。

  盛彤笙是我国著名的兽医学家、微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现代畜牧兽医教育的开创者,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后来更是草地畜牧业的倡导者。作为一名教育家,他对人才的珍视和热情超越常人。1948年,任继周刚刚大学毕业,就被他吸纳到他所在的兰州兽医学院研究牧草。盛彤笙常说,国人体质孱弱,我们应让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实物,以改变国民食物结构,让国民多摄入肉类和乳制品。老师的这一观点说到了任继周的心坎儿上,他寻思,怎么老师和自己想到了一起?按说,盛彤笙专业兽医微生物,任继周专业草原,二者相距甚远,年资也隔着一辈,可是这一对师生就因为心灵的契合而结下不解之缘。

  1950年,大学毕业第二年,任继周来到兰州兽医学院开始了他的草业研究。老师的教诲、老师的举手投足、老师的人生经历,在他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盛彤笙出身贫寒,通过自己的努力,留学德国,获得了医学博士以后,又取得兽医学博士学位,可见他立志的高远。在抗日战争艰苦条件下,坚持专业研究,攻克了“水牛四脚寒”难题。“水牛四脚寒”是当时四川流行的一种水牛病,危害极大。经过盛彤笙的研究,发现“水牛四脚寒”就是“水牛脑脊髓炎”,发现了新的病毒,于是对症下药,很快控制病害,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大的成功。这一研究成果被当时顶尖刊物美国的《科学》刊出,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纷纷“孔雀东南飞”,往东部或沿海地区跑。可盛彤笙为了中国草业却逆向西行,从南京中央大学来到兰州,创办了国立兽医学院。他的科学家胸怀,他的卓然独立,他的旷世才华,他的宽厚热诚,都给了任继周以丰厚的精神财富。为感念恩师,任继周曾写诗赞曰:“寒门大志,烽火学人,卓识独行,荣辱不侵,苦行志坚,大国之魂。”

  第三个是前辈钱学森。在当今中国,钱学森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是中国空气动力学家,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身兼两院院士。而在任继周这里,还有一个头衔非钱学森莫属,那就是“伟大的战略科学家”。任继周与钱学森的渊源,还得从1984年12月23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会议说起。那次大会,钱学森应邀所作的题为《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的报告,将中国的农业密集型产业分为五类。即:第一类“农业产业”,第二类“林业产业”,第三类“草业产业”,第四类“海业产业”,第五类“沙业产业”。首次谈到“草业产业”概念,在中国这个“以粮为纲”的国度里,居然把一向被忽视的草业提到了战略高度,是需要胆识和气魄的。这对于包括任继周在内的一批草业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所以,任继周在钱学森九十岁祝寿文章中这样写道:“科学家难得,科学战略家尤其难得。钱学森先生以战略家的眼光为草业科学打开了一条新路。”

  其实早在此前,两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因为同一个科学命题而有了通信上的接触。1984年4月,任继周收到钱学森的一封信,内容是请任继周回答几个有关草原的问题。任继周很快给予了答复。同年6月28日,钱学森在《内蒙古日报》发表了《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的讲话稿。这是他在媒体上首次使用“草业”概念,并引用了任继周的一些学术观点。比如:“草业,是作为产业的概念提出来的,它是以草原为基础、利用日光、通过生物创造财富的产业”等。文中还有类似的话,大意是:“据任继周先生估计,目前每亩草地的产值是一元,则只有四十三亿人民币。搞好了可达每亩二十四元,则就是一千多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点六九。若达到新西兰的水平,每亩产值八十元,则为三千四百多亿元。如果达到荷兰的水平,每亩二百元,则为八千六百亿元。我们应看到这一前途,着手规划。重要的还是搞试点。”

  一年后,也就是1985年4月12日,钱学森在给任继周的信中写道:“我们所讲的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不同于传统概念中的农、林、牧、副、渔,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因而也是高度综合的产业。”钱学森与任继周共同树立了大农业的概念,不再将农业理解为种植业,牧业、草业等都是种植业的副业,这在认识上是巨大的飞跃。

  1985年6月24日,任继周首次与钱学森先生见面,并共同探讨草业问题,地点是北京民族饭店。那是一次中国草原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联合召开了草业问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人不多,但规格很高,除钱学森外,还有经济学家许立群、农业经济学家石山等。会上,钱学森说:“今天来参加中国草原学会和中国经济学术团体联合举办的建立中国草业问题的讨论,我是积极的。但我完全是个外行,只是在耀邦同志对甘肃省要种草种树的启发下,一年前提出创立知识密集型草产业的问题(内蒙古日报1984年6月28日4版)。这不过是冒叫一声,到底有没有道理,我自己没有把握。是今年三月,收到甘肃草原生态所任继周教授的来信,得到他这样一位专门科学家的鼓励,才使我加强了信心。”

  此后,钱学森与任继周又有多次关于草业的学术联系。钱学森为草业科学指明了方向,是将草原科学上升到草业科学的代表人物。而任继周则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草业科学的内涵,使之成为完整的草业科学。

  任继周的人生中有这样的机缘,不是偶然的,是他长期潜心于学,真诚做人的因缘所至。当然,对他的人生道路和草业科研产生影响的人,远不止这些,比如他的导师王栋先生,比如他的英国同行草地农学家W.戴维斯博士,比如他的知心领导人宋平、李登瀛、吴俊扬同志等等。许多人、许多事,让他难以忘怀,所以他在随笔《草业琐谈》中做了深情记述。虽然这些先贤们多已作古,但以他的学生南志标院士、李向林教授、侯扶江教授、胥刚博士等为代表的新一代草业科研工作者后来居上,他们必将成为中国草业的新生力量,为中国草业带来新的生机。

桃李雅芳园

  任继周这一辈子到底拿了多少大奖,获得过多少荣誉,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唯独“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让他最为看重,该奖项既是对他作为人师,专注于草地农业教育的表彰,也是他草地农业系统的思想被教育界肯定的一个印证。

  2009年,对于任继周来说是个不一样的年份,亦悲亦喜。悲的是大哥任继愈的辞世,时间是7月11日,同天辞世的还有另一位国学大师季羡林。一日双星陨落,让任继周很长时间难以平复其悲痛的心情。喜的是他的学生南志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草业科学后继有人。

  回眸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老师王栋将草原学引入中国开始,到四十年后钱学森正式提出“草业”,再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草业科学已从最初的“一穷二白”,走过了由单门课程发展到完整的研究生、本专科教育,由农业领域的二级学科发展到一级学科的历程。每一个阶段,每走一步,都让任继周记忆犹新。毕竟他是跟着中国草业科学教育一路走来的。

  坚持科研与教学两条腿走路,一直是任继周秉持的理念。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执教以来,他始终未脱离草业科学的教学工作,尽心尽责培育新人,桃李满天下。1955年,他开始在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培养草原学研究生,成为草原科学领域最早培养研究生的导师之一。1981年,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草原学硕士生导师,1984年被批准为我国第一位草原学博士生导师。仅“文革”前,任继周就在甘肃农业大学培养了10名草原学研究生。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又陆续培养了大批研究生。其中有43人被聘任为草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2人成为博士生导师。受农业部委托,任继周又于1983年、1991年两次牵头召开专门会议,制订了《攻读草原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攻读草原科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要求》两份草案,经农业部批准并颁发各高校施行。在担任导师期间,任继周总是尽可能给学生更多锻炼机会,比如论文署名、项目负责、项目奖励等。他的理念是:指出方向,给予支持,帮助成长,不多干预。尊重学生的特长、志趣,关心学生的前途,以及应有的福利。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热蔓延至西部,任继周所在的团队也面临人才外流问题。对此,任继周的心态是宽容的。作为研究所长,他对学生出国深造不提条件、不设门槛,尽可能送更多人出国深造。他的信任与支持,使得许多出国深造的学子,毕业后又重回单位工作。比如学生南志标,就是在他的鼓励下,赴新西兰梅西大学和国家草地农业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南志标学成回国后,迅速成为我国草原草业研究的骨干力量,还于2009年当选院士,也是我国第二位草业科学的院士。南志标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曾感慨地说:“我跟着任继周先生工作也有30多年快40年了,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很勤奋,他对事业很执着,他从来不放弃他的理想,他的目标,无论什么环境,是顺还是逆,他从来都不放松。”

  是呀,任继周培养的大都是中国草业界的顶尖人才,很多还是国内外的学术和产业骨干。难怪任继周不无自豪地说:“我的接班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很强的专业责任感。”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能够立足西部,跟自己一样献身草原草业研究,他感到由衷的欣慰。1993年,69岁的任继周决定退居二线。他说,从研究所所长退下来是我早就有的想法,碍于接班人一直未定才有所延迟。

  退下来的任继周,虽被任命为名誉所长。但他首先考虑的是,避免老人干预新政。办完交接后,就偕夫人出国小住三个月,强迫“断奶”。之后还参与一些与草业关系不大的社会活动,如担任过全国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当过中国少年作家班顾问,“中国少年作家杯”大赛评委会评委等等。但他的心,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中国草业。

  回首往事,任继周感到最大的遗憾,是草业的发展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没有产生大的效益。有人曾拿他跟袁隆平作比较,他很不同意。对此,任继周五味杂陈,他自我调侃说:“我可无法跟袁隆平比,人家有多少实际效果,养活多少人啊!而我这里可以说还没有开始,或者说是刚刚开了个头。”

  转眼间,任继周94岁了,但他并未因年龄的增长而淡漠对草业科学的关注,反而更加难以割舍,也许这就是一位共和国院士的不老情怀吧。

  前些年,他的杂谈随笔《草业琐谈》出版,看似有感而发,实则是一部草业发展的“醒世录”和百科全书。张子仪院土曾这样描述:“这不仅是继老引领其团队经过几代人的钻研、实践、检验后的集大成,而且是我国草业科学发展史上迈出的艰难的一步,应作为一条红线载诸史册。

  如今,任继周深居于北京雅芳园的家,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与他接触过的人很难把他的精气神与实际年龄划等号。他依然能熟稔地使用电脑,上网写书稿、写日记。电脑不仅是他工作的重要工具,也是他与外界沟通的窗口和手段。他依然不满足于只“养养花、散散步”的暮年生活。虽然去不了草原,但他的学生会带给他草原的问候,同他交流草原上的情况。

  任继周的思考仍在深化,比如农业伦理学问题。他感到自己从草地农业生态学,跨入到农业伦理学这一步,走得非常艰难。涉足草业科学研究70余年,最初从草原学、草原管理开始,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发现,我国农区与牧区的贫困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系统的缺失。他从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作品《寂静的春天》,联想到我国环境保护方面已走到濒危边沿,水土资源匮乏、污染,乃至扩及食物污染、大气污染,指出“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迫切需要做出伦理学的阐释与解答”。

  所谓“农业伦理学”,在任继周看来,就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在人类农业化过程中发生的伦理关系的认知。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四级伦理,是以人为原点探讨社会规律的,体现的正是农业伦理的人本思想。任继周认为:“这是将自然规律置于伦理结构的最高点,天地人道的思维就是中国农业伦理的雏形。”最让任继周忧虑的是:“中国农业目前走的是西方化的道路,而对于深层次伦理问题则思辨不足。”

  任继周曾与大哥任继愈讨论过伦理学问题,任继愈提醒说:“伦理学是很深厚的一门学科,要慎重一些,须投入大量的时间的。”所以,任继周对他的学生们说:“由于我的年纪已经是上苍的眷顾,因此我在伦理学里走的这一步,不可能走得很深,需要年轻人。90多岁才走到这第一步,前途在你们年轻人这里,因为农业伦理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

  《庄子·内篇》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早在80岁的时候,任继周就通过《人生的“序”》给自己定位:“八十而长存虔敬之心,善养赤子之趣,不断求索如海滩拾贝,得失不计,融入社会而怡然自得;九十而外纳清新,内排冗余,含英咀华,简练人生。”好个“含英咀华,简练人生”,这是何等的境界啊!

  任继周是一个自律的人,尽管已经攀越了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尽管被誉为中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现代草业科学的开拓者,尽管有丰富而深邃人生经历,但他依然保持一颗“虔敬之心”,依然把大哥任继愈“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的联语高悬床头,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和晚年的“定海神针”。也许这就是一种“草人”的精神高度与大家情怀吧。

  “古往人何在,年来草自春。”不与花争艳,不与树比高,遥望远方,葱绿一片。这就是草的品格,草的境界,也是任继周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品格与境界的真实写照。天道酬才俊,凡了解任继周的人,一定不会怀疑,他为中国草业科学所做的贡献,必定会彪炳千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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