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涂光炽(192042-2007731)出生于北京，籍贯湖北黄陂，矿床学及地球化学家。

  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9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自196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同期仍兼任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966年起一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7年当选为贵州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涂光炽是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和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奠基人。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铀矿地质改造成矿理论，并推广到其他一些矿床。20世纪70-80年代参与和领导地球化学所华南花岗岩类地球化学研究，提出我国层控矿床形成机制、发育特征，富碱侵入岩带特征及金矿类型、找矿方向与北疆矿床分布规律等。90年代以后从事超大型矿床及低温地球化学研究，提出我国超大型矿床时空分布特点和分散元素地球化学若于规律等见解。

  乱世成长，历经磨难，赤心抱国，潦迹天下，光耀大地，炽情人间。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地球化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涂光炽院士。

——题记

  引 言

  2017年9月，据地学大师涂光炽的夫人蔡凤芙回忆，十年前，即2007年7月31日，炎热的北京竟毫无征兆地飘起了雪花。雪花无力铺洒化成了雨水，似泪珠儿洒落，淅沥沥的呜咽着。此时，北京协和医院一闻病房里，中国科学院院土涂光炽，浑身插满管子，脸上罩着呼吸机，双眼紧闭，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他的儿媳卢芳琼和学生黄琳带着哭腔轻柔地唱起《回家》，顿时，缥缈的情绪蔓延至整个病房，守候在周围的亲友们抽泣地回应着这个充满遐想的曲调，默默地为他祈祷。

  弥留之际，《回家》萦绕着87岁的涂光炽——这位病床上的智者。渐渐地、渐渐地，灵魂飘移出肉体，记忆的阀门将度过的人生图景逐一打开。

家 学

  1

  1920年，4月2日，农历二月十四日，伴随着清脆响亮的哭声，一个男婴在北京降生。谁曾想到，这个叫涂光炽的男孩，会在乱世中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土，被公认为中国地球化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地球化学学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湖北省黄陂县涂家大湾，有一个名门望族。家族以“崇德”为堂号、以“勉学”为家训，成为孕育教育家、外交家和科学家的摇篮。涂光炽的祖父涂福田是清末的翰林，他从日本考察回国后，针对当时中国积弱积贫的现实，著书立说，提出了“改良政体、普及教育”的理念;涂光炽的父亲涂允檀曾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是位出色的外交官，曾出任中国国民政府驻马尼拉总领事，驻巴拿马、缅甸等国公使，是第一个归向新中国的国民党驻外大使，并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

  而同属湖北省、位于鄂城县(今鄂州市)的范家以崇尚教育为本。1922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5年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范鸿泰是涂光炽的外祖父。他身居高位，却把“心善”二字视作传家宝。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乘坐的黄包车途经陡坡陷入泥坑，范鸿泰不顾路面泥泞湿滑，下车帮人力车夫推车前行。殊不知，车夫竟然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多年后，这位当年的车夫在一场政治风波中，保全了范鸿泰全家。范鸿泰的子孙中人才辈出，涂光炽这一辈竟出了三名院士，除他之外，还有他的表兄弟范维澄、范维唐，皆秉承“心善”要义，崇尚科学救国的理念。

  3

  涂光炽3岁时，父亲涂允檀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深造，母亲范瑞珍就常带着他和弟弟涂光涵去外祖父范鸿泰家。

  涂光炽最喜欢小姨，看见小姨放学回家，涂光炽就跑过去拉着小姨和自己玩，小姨捏捏他胖嘟嘟的脸蛋，笑着说:“说说今天的衣服是谁帮你穿的呀?”涂光炽骄傲地说:“是我自己穿的，妈妈说，我已经3岁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5岁的涂光炽，跟着邻家的哥哥来到河边寻找扁平的石头学着玩打水漂。暖暖的阳光透射到清澈的水底，水面上泛起闪闪的粼光，把河边的石头唤醒了。哦，石头可是真多啊，有扁的、圆的、菱形的和说不出形状的，颜色深浅不一，有灰的、青的，还有带花纹的，最奇怪的是建房工地上的石头，是白白的。他好奇地把这些石头捡回家，问妈妈:“为什么这块石头那么白?”

  “这种石头叫石灰石，因为它坚硬，所以人们用它造房。明朝大臣于谦12岁时写过一首诗来赞美这种石头:‘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你看，他虽然写的是石灰石，但说出了自己要做清白人的想法。”

  “嗯，我长大了也做一块石灰石，做清白人。”

  涂光炽又拿出一堆各种形状的石头问妈妈:“为什么这些石头长的都不一样，颜色也不同呢?”

  “这些石头是水流不断冲刷磨打很多年才形成。因为它里面所含的物质不同，所以颜色就不一样。至于水怎样把石头冲击成各种样子，里面又有什么物质，就只有科学家才知道了。”

  “科学家才知道啊?那我以后就去当个科学家吧。”

  在以后的科考、旅游中，涂光炽收集了无数的石头，也淘汰了不少，可是，这几块石头却一直不曾丢弃，他要把妈妈的爱带在身边，让妈妈见证他的成长之路。

  4

  1926年，涂允檀学成归来，满足了涂光炽给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去汉口四小上学。一个周末的停晚，已上二年级的涂光炽在父亲书桌上看见那些来自国内外亲友信件上的各种邮票，兴奋地喊着:“爸爸，这些邮票好漂亮!我要把它剪下来，贴在我的小本子上，带给同学们看。”涂允檀放下手中的书籍，走到他身旁，摸着他的头，轻声说道:“这叫集邮，中国、外国都有人集邮，你从小集邮更好，这是学知识的好办法，过几天，爸爸就送你一本集邮册。”涂允檀见儿子亮晶晶的双眼仍然贪婪地盯着这些邮票，手里不停地摆弄着那些信封，便抽出几个说:“你看，这几张邮票上的图案是地图。”又抱起儿子，来到墙上挂着的几张地图面前，指点着，“你看，这些从上到下长短一样的圆弧线叫经线，橫着的有长有短的线条是纬线，这条最长的纬线，叫赤道，是最热的地方。最上面的这里叫北极，最下面的这里叫南极。南极，是最冷的地方。这些绿色是平原，蓝色是海洋，褐色是高山高原，白色是冰川。这儿是我们中国，这儿是美国，这儿是日本、菲律宾。我们从中国去美国要航行一万多公里，横渡这个叫太平洋的海洋一个多月。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航海，传说徐福带领童男童女从这里，山东蓬莱出海，穿过渤海口、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对马海峡、冲绳岛进入日本，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的仙药。明朝的郑和率领几百艘海船、几万个船员组成的船队从这里，苏州的太仓七下西洋，让我们国家和这片东南亚国家、这一大块东非国家变成了好朋友。还有，明朝的徐霞客为了了解我们国家的地貌地质的特点，在34年里周游了这里那么多名山大川。”听到这里，涂光炽摇着父亲，叫道:“爸爸，你把地图拿下来，我要画它们，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徐霞客那样走很多路，不怕苦。”“好儿子，有志气!中国有句俗话‘行万里路，破万卷书’，希望你将来超过郑和，超过徐霞客，不仅要走遍全中国，还要走遍全世界!”

  放下儿子，涂允檀又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和你商量件事，爸爸很忙，不常回家，妈妈又要生弟弟或妹妹，不能照顾你们，你和光涵去武昌姑姑家，去那儿读书，好不好?”涂光炽小声嘟囔了一句:“不回家了啊?”转而又高声回答“没问题!”这时的涂允檀反而有些内疚了，这个大儿子真是不容易，刚出生不久，自己就考取了公费留学，少有回家，二儿子光涵出生时光炽也不过3岁，却要自己穿衣、吃饭、睡觉。等自己回国后，光炽已经不习惯与自己亲热，好不容易待光炽刚在心灵上接纳了自己，又要被送去武昌读书。

  5

  涂允檀所说的武昌的姑姑其实是三个，分别是涂光炽的四堂姑、五堂姑和九堂姑。因为亲上加亲、品性相近，他们彼此之间走得很近。姑姑们对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小光炽非常地疼爱，但绝不溺爱。

  “光炽，知道什么是‘信’吗?”

  “四姑，我知道的，爸爸带我去邮局寄过信。”

  “你说得对，但不完全。你看‘信’字里有人字和言字，这就是说人讲的话要有信用。比如，老师问你什么时候交作业，你回答老师什么时候交，那就要按那个时候交，不能拖延，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这就叫‘信’，就是信用。”

  “知道了，姑姑，我答应了要好好写作业，就会好好写的。”

  光炽将课本放在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做起了作业。

  “四姑，我作业做完了，请检查。”光炽恭敬地把作业本双手呈递给四姑。“不错，有进步，今天的本子真干净，没有墨坨了，中国字和阿拉伯字也写得清清楚楚。来，姑姑亲一个。”

  这段时间里，姑姑们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母亲的位置，她们用自己的真心全方位的去呵护他、关心他、培养他。

  6

  涂光炽还未满8岁，母亲就因产后热去世了。这对涂光炽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他大病一场，医院诊断出，涂光炽有先天性心脏病征象，不能受累、受风寒或受刺激。涂允檀紧紧地抱着儿子，想到自己今后还会因公务缠身无法保证亲自照顾儿子，心里一阵发紧，嗓子也被堵得发不出一丝声音，涂光炽却懂事地说:“放心吧爸爸，我向妈妈保证过，往后我会像石头那样坚强，什么事情我都会自己动脑筋，自己动手做，不依赖别人。”

  所幸继母殷琰走进涂家后，对涂光炽三兄弟疼爱有加，也逐渐抚平了他们失去亲生母亲的痛苦。

  7

  涂允檀的书橱里有许多中外书籍，涂光炽一有空就去翻阅，父亲鼓励他多读古文，多看英语。父子俩常在一起背诵古文、用英语对话。父亲和朋友之间互助互学的交往也时常感染着涂光炽。

  “爸爸，您刚才和叔叔说中庸是什么意思啊?”客人走后，涂光炽歪着脑袋看着父亲好奇地询问，父亲望着一天天长大的儿子说;“大约在2500年前，孔子去鲁恒公庙观礼，看到一个歪倾在旁的瓦罐。孔子间守庙人，为什么不把瓦罐扶正呢?守庙的人说这是‘佑座之器’叫欹，没水时它就歪斜，装上一半水它才正过来了，但要是装满了水，它反而会倾倒。孔子听后很受启发，悟出了中庸之道。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者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者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汉代的郑玄注解说:‘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给《中庸》加注时，也认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中庸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它强调‘执两用中’‘中道而行’。”涂光炽还是不明白，说:“那不就是让人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了吗?”看到能独立思考的儿子，父亲非常欣慰，他耐心地解释道:“中庸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所谓‘执两用中’‘中道而行’，就是不能偏激，也不能走极端，不能轻生厌世，也不能贪生失节。升了官不要专横跋扈，丟了官不要低三下四;发了财不要为富不仁，受了穷不要人穷志短;做事情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自暴自弃;要时刻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审视自己……”

  父子俩的这种交流，对涂光炽的性格和处事态度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修 业

  1

  1931年，因父亲任教于法商学院，涂光炽随父迁往天津，并考取了南开中学。这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日本与中国之间矛盾急剧激化，日军经常在南开中学附近打靶演习，耀武扬威。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府却还宣扬“攘外必先安内”，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的涂光炽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2

  在开学典礼上，涂光炽见到了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校长张伯苓。这位南开奠基人经历了“国帜三易”，在痛苦、纠结、挣扎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他定下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认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他强调，青年人要有远大的抱负和事业心，一定要讲求实事求是。涂光炽对此铭刻在心，决心认真听课，掌握知识，将自己的抱负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涂光炽是幸运的。这所学校的老师们秉承南开教学理念，因材施教，以广博的知识面、精深的知识点，开拓思路，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发挥每个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学生自觉地成为学习的主体。

  在南开中学良好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氛围的引导下，涂光炽品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懂得了调查与实践的重要性，提高了学习外文的能力，并在英语演讲和知识竞赛中名列前茅。而参加那些话剧演出、辨论比赛和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的体育锻炼更是丰富了涂光炽的课外生活，养成了他欣赏西洋音乐、中国古典音乐、吟唱京剧的习惯，锻炼了口才，增强了体质。

  3

  1935年暑假，来北平度假、住在亲戚家的涂光炽偶遇比自己高两届的李璞，应其之邀来到这位南开中学学长就读的清华大学地学系参观。

  走出岩石、矿物样品陈列室，李璞领着涂光炽来到清华园一个宁静的遮阴角落坐下。“光炽，我们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却是穷国、弱国，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开发矿产资源，去建设、发展基础工业。所以，地质探矿、找矿必须先行，否则，就不能改变贫弱，中国富强也只能是一句空话。目前，我们与欧美在地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相差得实在太远，我国的现代地质学和探矿工作才是初创时期，这就需要很多有见识的青年人才不畏艰苦、不怕困难，去学习、探索、开拓，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知道你是各门功课全优的优等生，还听说你喜欢化学和地理，毕业后，有没有报考清华大学地质系的意愿?”望着李璞真诚而热切的目光，原本打算选择化学专业的涂光炽犹豫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璞就来到涂光炽寄宿的亲戚家，拉着涂光炽骑上自己预备好的自行车前行至香山公园门口，再徒步登上西山的主峰香山“鬼见愁”。忍不住在山顶上高歌一曲后有些激动的李璞挥舞着手臂说:“光炽，西山属于太行山脉，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可以说是太行山脉高昂的头颅。你看偌大的北平城尽收眼底，这，算是我们的一个起步吧。”望着连绵的山峰，李璞仍然非常亢奋，“我相信我们会走遍祖国的山川。我们不仅要去欣赏中华的锦绣江山，更要用我们学到的技术，不辞辛劳地入山探宝、下水寻宝，为高山河流号脉。”说完这些后，李璞目光柔和地看着涂光炽，声调降低:“光炽，地质工作是祖国的需要。怎么样?找个时间，我预备两套榔头和地质锤，还有两个人的干粮，你做我的伙伴，我们去西山背面人迹罕至的寂静地带，号号燕山的山脉，我教你怎样实地操作，查查那些岩石的成因。”涂光炽被深深地打动了，脑海中随之浮现出自己所钦佩的徐霞客、丁文江的形象，感同身受的他用力点头同意。

  于是在暑假的最后几天，涂光炽跟随李璞在西山山坳里进行地质作业，探寻华夏古陆。

  回到天津，涂光炽在课余之时开始借阅有关地质学书籍认真研读。从书籍中，他看到了古代先贤的智慧;看到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的魅力;看到了有识之士为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的启蒙和进步所做的努力;看到了地质学对其他学科乃至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的力量。然而那本1933年出版的新地图《中国分省新图》，却让涂光炽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本图册竟没有纳入东三省!报业巨子史量才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丁、翁、曾三先生之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前后历二年有半，又半年而此图脱稿。起视神州，风云变色。辽吉黑何在?热河何在?长城坏矣，国运如线。回忆吾图初下笔时，金瓯固完好也。敬语读者，其各修乃知能，淬乃心志，吾中华民族精神，一日不死，则必有还我河山之一日。

  一本分省地图所反映出的堂堂中华、泱泱大国遭受蚕食的残酷现实，让涂光炽悲愤难抑，他捧起父亲送给他的那本集邮册，醐看着里面的地图，内心升腾起献身地质、科学救国的梦想。

  4

  立冬后，天气骤然寒冷，漫天黄沙喘着粗气翻越长城，向华北大地席卷而来，仿佛要把万物吞噬。此时华北的局势也随这天气一般，让人紧张、压抑，难以忍受。终于，1935年12月9日，抗日救国“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了。得到消息的南开中学立刻行动起来，与天津的其他学校共同举行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盛大抗议游行，涂光炽担任纠察和宣传工作。很快，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了政府的压制。涂光炽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不满。运动之中，涂光炽接触到了一些新事物，看到了宣传社会主义和新哲学的小册子，感觉到有了某种寄托，并对旧的“正统”观念开始怀疑。

  正是这场运动启蒙了涂光炽的革命意识。

  5

  涂光炽深受南开崇奉的“学者应超然于政治”的影响，憧憬能当上一名科学家，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

  但天不遂人愿。1937年7月，就在涂光炽南开高中毕业，进平报考大学之时，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涂光炽不得不和李明等同学从北平逃回天津。由于上大学的意念非常强烈，凃光炽不得不像流亡者似地追随学校四处赶考，经青岛、徐州、郑州到汉口，又转至焦作，终因时局动荡，无法安定，即使在长沙的临大(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高校联办)，也只学了2个月，就再也无法继续读下去了。涂光炽和一些同学商量后，决定投笔从戎。

抗 战

  1

  涂光炽和李眀等几经周折，根据当时的形势，去抗战根据地陕西省长安县大吉村投奔南开中学原教员张锋伯。此时，李璞、王刚等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一些抗战积极分子已追随张伯峰开展工作了。这是一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战力量。

  不久，张锋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临潼县长。涂光炽等20余人也来到骊山脚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

  张锋伯身先士卒，除恶霸、抓土匪，争取包括上层人士、开明绅士等在内的抗日力量。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抗日县长”的形象深深镌刻在30万临潼人民心中，也让涂光炽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份对国家、对民族的浓厚情感和敢于担当的使命感。

  这次陕西之行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2

  学生们发动群众迎接抗战的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把大部分学生转移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8月，涂光炽等11人从西安出发，奔赴延安。一路上大家唱着抗战的歌曲，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巧妙地应对国民党宪兵和特务的盘查、刁难，躲过尘土蔽日的汽车，踩着乱石，翻越陡坡，历经十天，终于抵达柳树店营地，成为抗大五期四大队的学员。

  到了，终于到了!涂光炽仰望着湛蓝的天空，呼吸着带有泥土芳香的空气，心绪万千。陕北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从轩辕黄帝开辟人类文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范仲淹驰骋疆场，到李自成竿起义，谱写了无数华丽的篇章。如今，中华优秀儿女冲破封锁和阻挡，为的就是要在这片热土上演缂新的辉煌!

  大队长站在100多个穿上八路军军服的抗大学生面前，强调“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同学们要争取提前完成教学计划…”接着，一个胸前带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纪念章的指导员宣布:“大家进窑洞开小组会，每个同志自我介绍一下，谈谈自已的经历，怎么来延安的，为什么来抗大学习?”

  入学两三天，涂光炽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有着不同身份和不同文化水平的革命青年，了解了大家来抗大学习的目的和决心。

  兴奋之余，涂光炽约上几位同学照了相片，并寄给了当时在菲律宾当总领事兼任中美洲洪都拉斯等3国公使的父亲涂允檀。

  父亲很快给他回信:“七七事变后，世界正义国家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支持，我也正在为抗战奔波。最近还应马尼拉市远东大学中国学生会邀请，用英文演讲了《远东时局》。我在演讲中揭露日寇在中国土地烧杀掳掠、践踏国际公约、公法的罪行，指出公理将战胜强权，侵略者终将失败。希望侨胞们的抗战主张、爱国信念务期百折不回，坚持到底。我的演讲稿也登载在各地华文报纸上，反响很好，许多华侨为祖国抗战捐钱捐物……希望你注意身体。”

  无论世事变迁，涂允檀一直都珍藏着儿子“抗大”时期的这张黑白全身照，直到1976年去世，才作为遗物转到了涂光炽手中。

  3

  大队长在迎新会上告诉大家，毛主席近期不可能来上课。但这没有影响到同学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书中那些对立统一、对立转化等辩证法灵活运用的精彩例证，以及著名学者艾思奇把哲学引申到学术和现实生活中来，提出“亦此亦彼”的观点，都让分在政治队的涂光炽受益匪浅。他写到，我今后不管做什么工作，如果善于用唯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信一定是事半功倍的。多年后，他在自己的业务实践中力求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地学工作者应当重视的八个问题，即: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复杂成因与单一成因、将今论古与地球演化、突变论与渐变论、共性与个性、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野外观察与实验测试、均一性与非均一性，并写成文章《地学中若干思维方法的讨论》，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年第5卷第5期上，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4

  抗大的教室就在窑洞旁背风的地方或水滨的树丛下，每个学员自带小木凳，将笔记本摊放在膝上，津津有味地开始了听课旅程。

  这里的一切，对于涂光炽来说是那么的新奇:简陋的学习条件一共用的课本，相互传看的双面油印讲义，鸡毛管、鹅毛管削制的钢笔，蓝靛冲水替代的墨水;丰富的文娱活动——饭前、集合、课间休息时新歌嘹亮，周六晚上才艺大比拼，合唱、独唱、相声、曲艺、合奏齐头上阵;完全的军事化生活—带正帽子，裹紧绑腿，系牢皮带，准时早操，夜间演习，纪律严明。在这里，他感到，呼吸得以顺畅，快乐消解了紧张，充实战胜了疲惫。

  拿破仑在总结一生治军作战经验时，得出结论:“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神。从长远来看，精神总能征服利剑。”一曲抗大校歌，演绎出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延安精神，充满了抗日救国的情怀与担当，吹响了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集结号。每当集合操练前或周末晚会时，抗大的同学们都会激情澎湃地高唱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大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

  直唱得热血沸腾。

  5

  在迎接朱总司令从前线凯旋的庆祝大会上，涂光炽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一些即将参加六中全会的领导同志，如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贺龙师长等也在随后的几天分别为学员们做了关于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以及在国统区坚持斗争和反摩擦的精彩报告。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之后，毛主席提出要把会议精神贯彻到抗大教学工作之中。校部决定，五期四大队延长学习期限，并入五期一大队去瓦窑堡学习。

  瓦窑堡是统战区。国民党威胁抗大不许开大会，一大队就抬着机关枪、步枪到国民党县政府门口开会，并“请”国民党一起参会;国民党在城边建了一个“剿共纪念塔”，抗大就在塔下讲课，高呼“打倒反共顽固分子。

  冬天的瓦窑堡，异常寒冷。为防备敌人破坏，住房周围实行双岗制。执勤时，涂光炽和学员们轮流站岗，其中一位学员穿着全大队唯一的一件棉军大衣迎风站岗，另一学员则找个墙角风小的地方担任警戒，其他学员合衣合被互相取暖休息。每天清早，穿着“抗大”军服穿梭于河边砸冰取水抬入驻地的学员们成为瓦窑堡独特的风景线，几乎每个人都把手脚上的冻疮献给了瓦窑堡之冬。

  1939年3月下句，返回延安的涂光炽与五期一大队学员们终于盼到了毛主席来做报告。毛主席深人浅出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和面临的困难，谈到了开荒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具体计划。他大声地说:“这是你们的最后一课。你们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第二天，队部即作了开荒的具体安排。被选为副班长的涂光炽，虽说是头一回拿锄头，却和大家一起加油干，克服人多工具少的困难，做到人停工具不停，他们从披星戴月到日落西山，又从日落西山到披星戴月，争分夺秒多开荒地，经过10天的劳动，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

  开荒任务顺利完成的当晚，毕业典礼如期而至。涂光炽对着那个刻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毕业证章和印有毛主席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一切”的毕业证书，欣喜若狂。

  随后，涂光炽被分配到陕西国统区做地下工作。

  6

  到达临潼，才得知张锋伯已被胡宗南扣留，“根据地”已不复存在。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涂光炽和李璞、李明、王刚等人来到蒲城中学教书。为了工作方便，涂光炽改名为王育之。

  校长李浩为国民党员，思想反动。由于李璞被人认出，李浩对涂光炽等人警惕起来。

  根据党组织安排，李璞、李明和涂光炽先后去西南联大复读。1941年，叙永分校撤销，在此学了1年的涂光炽搬回到昆明本校，直至3年后从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

  这段时间，涂光炽抚摸着那些石头，翻阅着父亲送给自己的第一本集邮册，决心沉下心来，学好地质，将来用科学改变贫弱的祖国。

  7

  当时的西南联大，可用一穷二白来描述:教室、宿舍、食堂、图书馆等等所有的建筑物都是茅草屋、铁皮屋顶、土坯墙;食堂里没有桌椅板凳;学生寝室地上泥泞，床下长草;教师宿舍形成1布分隔2家的格局;教室里常常“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图书馆没有期刊，书籍少得可怜，实验室更是奢望;校外茶馆解决了煤油灯不足的窘迫，成为“第二学习阵地”。而日寇又企图阻止办校，不断地对学校区域进行轰炸。一次炮弹弹着点距校长办公室不足10米远，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被震塌。

  极端的困难压不垮联大的师生。朱自清、杜聿明、徐悲鸿、林语堂等名人激昂澎湃的演讲进一步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增添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师生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涂光炽等学员以神圣、沉重的使命感承受着巨大的磨难，以更加刻苦地学习，呈献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以独特的方式为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说到西南联大，不得不提及它的师资力量。梅贻琦校长在就职演讲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所大学真可谓大师云集，学识广博、学术拔尖、道德完善、人格高尚的“大师”比比皆是。仅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就有袁复礼、冯景兰、张印堂、张席提、李宪之、孙云铸、王烈、谭锡畴等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们是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他们用乐观的态度高质量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为弥补没有实验室、缺乏图书、没有教材的缺憾，他们白手起家，将课堂教学、野外实习和实地调研结合起来，有计划地带领学生们深入山区，考察古生物、地层地貌，考证寒武系、泥盆系、震旦系，调研玄武岩、铜矿锡矿等基本情况，整理标本资料、分析对象、绘制图件，并经常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气氛，出版相关论著，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受到了世界的关注。这期间，匪患横行，三名有成就的地质学家在贵州惨遭杀害。当然这并没有吓退师生，师生们相互提醒在出差野外时要更加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所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硬件十分简陋的学校除了培养出涂光炽等两院院士171人外，还有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6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而杨振宁、李政道正是受益于西南联大，才为日后获得诺贝尔奖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除此之外，西南联大还培养了马识途、汪曾祺等著名作家和学者。

  在西南联大的几年，涂光炽不仅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更是在名师们的潜移默化中明白了支撑着中华民族脊梁的正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坚持这种精神。这种精神的坚持，让他受益终身。而在涂光炽脑海里打下最深烙印的则是“穷则思变”四个大字，那就是再穷也要拿出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学生就是要学出好名堂、好成绩。难怪德国籍教授Peter Misch在评阅考卷时说:“如有可能的话，我给涂光炽的成绩不是100分，而是120分8

  “美国飞虎队中有很多队员想了解真实的中国，特别是延安的情况，你在延安呆过，情况熟悉，英语又很好，请你参加国际友谊工作小组，有问题吗?”身为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高年级中文系学生马识途(当时使用原名马千禾)悄悄找到涂光炽，把组织意图转告他。

  涂光炽早就被美国飞虎队员们英勇善战，多次飞行“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运送战路物资，支援中国“抗战”的精神钦佩不已，便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一个星际满天的夜晚，昆明东郊第十四航空队军营俱乐部迎来了国际友谊工作小组。涂光炽用娴熟的英语向飞虎队员们介绍了当年延安的情况和近期的状况，“原来还有这么神奇的地方!”飞虎队的队员们从中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的不同。

  此后每两、三个星期，国际友谊工作小组成员和飞虎队员约20人就在大观楼、滇池等地聚会。为了让飞K虎队员们更加了解解放区，涂光炽常常口译或书面翻译《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的文章。遇到重大事件，比如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刚出来，国际友谊工作小组就为飞虎队员进行“接力长跑式”的全书口头翻译，口语流利准确的涂光炽几乎不停地翻译了一天。他累并欣慰着，这样的交流能让飞虎队员们更多地了解中国，并通过他们以各种方式传至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多么开心的事啊。

  20出头的飞虎队员海曼曾这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和我一起的是一些属于未来新中国的人。我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的热爱他们的国家。中国将属于这些未来新中国的人。”

  国际友谊工作小组成员和飞虎队员的友谊坚不可摧，即使因中美关系紧张而失去联系，内心那份牵挂也从未离开。中美关系解冻后，情感的纽带再次结上，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在美国、中国相聚。2004年，飞虎队员迪克·帕斯特携夫人专程来到北京，涂光炽高兴地邀请他们和西南联大的同学到自己家中团圆。

留 洋

  1

  1944年，涂允檀从国外来信，希望儿子毕业后能去美国深造，他将提供旅费和初期的学费。涂光炽则觉得应该积累些工作经验再去美国。当他收到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录取通知书并注册后，重庆家里却来信催他办出国手续。马识途代表学校地下党组织支持他出国深造。

  还有更好的事让涂光炽激动不已。1945年8月15日，广播里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重庆沸騰了，祖国沸腾了，涂光炽跑上街头，徜徉在欢乐的海洋之中，也不管彼此之间是否认识，大家共舞齐唱，握手拥抱。

  遭受战争摧残的祖国需要科技去振兴!涂光炽觉得留学这条路走对了。

  涂光炽计划从昆明到印度加尔各答，经印度洋、南非、大西洋抵达美国纽约最后踏上明尼苏达州的土地。随着汽笛一声长鸣，涂光炽的心绪穿越时空、穿越地域，飞舞在万里航行的征途上。他仿佛听到了母亲为他吟诵《石灰吟》，希望他清白做人;看到了父亲送他集邮册，希望他行万里略，超越前人;听到了张伯苓校长的教诲，希望他们能有远大的抱负，科学救国;看到了李璞带他进山探寻，希望他选择地质专业，跟党走，改变祖国贫弱的现状;听到了日本鬼子的枪炮声在中国大地肆虐，灭绝人性屠杀百姓;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颓废，一群乌合之众竟发着国难财;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希望他们成为祖国的栋梁;看到了无数能人智士，为赶走曰本鬼子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听到了老师们精彩的授课，他们用高尚的情操影响着莘莘学子，学子们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着……今天，他要走出国门，学习先进的科学理念，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理想。

  一路上，涂光炽用自己的进步思想影响着周围爱国人土的人生取向。途径加尔各答时，在父亲的朋友、中国驻加尔各答外交官郑心广家借居的日子里，他与郑心广的儿子郑友国、郑友岭一起谈理想，谈未来，告诉他们延安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和战后中国的需要，并教他们唱陕北民歌和抗日歌曲。郑友国、郑友岭深受涂光炽影响，分别于1950年、1951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46年1月，涂光炽进入了地质学科较强的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因成绩优异而获得了足够吃住和零用的奖学金。3年半后，也就是1949年8月，他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之后，涂光涵、涂光楠兄弟俩也跟随哥哥的脚步，来到美国留学。2

  自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涂光炽就一直在思考，除了学习，还应该再为祖国做点什么。

  “日本侵略者刚刚被打走，国民党又挑起了内战。但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正义站在我们一边。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赢得胜利。”时任中其在美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的薛葆鼎专程从纽约来到明尼苏达找到涂光炽，并说出了这么一番言语。他迎着涂光炽投来的赞许目光，接着说:“1937年以来，你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在美期间，你能利用各种机会和活动联系、团结留学的同学，将来中国解放了，就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为国家多做贡献。我们将通过进步组织渠道支持你的工作。”

  放心吧，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这些都是分内之事，我会积极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做。”

  1948年春，按照党的指示，即将提前回国的薛葆鼎再度来到明尼苏达，在部署工作的同时，他代表党组织肯定了涂光炽的工作，并专门谈了涂光炽的入党问题，并告诉他新的联系人和工作重点。两天的长谈，涂光炽也亮明了心迹——从只想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到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与反动，所以愿意完成共产党交给的工作，做好共产党的同路人，当个科学家，报效祖国，但并没有想过入党。如今，经过多年的反思、求索和大洋两岸的实践，感悟到自己学到的业务、技术、科学如果不与祖国的复兴结合起来，不跟人民的最高利益结合起来，将毫无意义。因此现在有强烈的入党要求。薛葆鼎将这些情况上报高层党组织。

  1949年夏，正拟回国的涂光炽接到了徐鸣代表党组织的指示，要求他继续留在美国，一边深造，一边做留学生的工作。经过申请，涂光炽来到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矿学院，受聘为地球化学副研究员，从事二氧化矽、三氧化二铝水系研究，这项研究工作形成了涂光炽重视矿物学研究的理念。

  1949年8月，涂光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需要，在1945至1950年间，在美国发展的唯一一位中共党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进步留学生们欢欣鼓舞。十余位同学参加了由涂光炽主持的庆贺1949年开国大典盛会。此次庆贺会极其保密，涂光楠被安排在外面放哨，以防不测。其余同学把刺绣好的五星红旗放在会场正中，涂光炽带头压低声音哼起了国歌，同学们内心的激动与自豪无以言表。

  3

  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和指示下，涂光炽无论是在明尼苏达大学还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都是边研究学问，边打入一些学生社团组织，并获得领导权，如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CSCA)，明州大学中国学生会、时事座谈会等;或在必要时建立新组织，如留美科协、明社(领导CSCA、留美科协、时事座谈会)。涂光炽与相关同志通过这些组织参与社交活动，与反动学生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争取进步和中间的学生，阐明党的政策，宣传国内革命形势，动员大家回去把满目疮痍、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建设成国富民强的新中国。

  不断地锤炼，促使涂光炽成长为能力很强的组织领导者。他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并以高尚的品德、敏锐的思维、准确的判断能力赢得了留学生对他的信任，大家一致推选他为CSCA中西部组织的主席，并担任留美科协的组织工作。

  1950年，涂光炽与往常一样，又参与组织CSCA烛光晚会，组织一些较为进步、向往祖国的同学座谈，漫谈时局，谈论中国政治协商共同纲领。参会人员达100余人，其中有10多位学子表示将很快回国参加建设。为活跃气氛，涂光炽带领大家扭起了秧歌，还把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的歌曲《老人河》模仿得惟妙惟肖，带动大家载歌载舞，一路欢笑。他滑着舞步来到了朱光亚身边，狡黠地看着朱光亚:“你可是蒋委员长派到美国学习原子弹的，他接见你时说什么了?”朱光亚嗤鼻一笑:“蒋委员长倒是接见过我，可我记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李政道接过话题:“蒋委员长接见时，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他怎么也想不到，他派出的人要回去建设新中国啰。

  明社、CSCA、留美科协、民大中美同学联谊会也常聚会，举办夏令营。这种场合，涂光炽都会一展歌喉，带领大家合唱，还邀请同学一起跳民间舞、方群舞显示出他非凡的才艺和组织能力，在留美的中国学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美国5年的学习，涂光炽不仅在地质学方面获得了广阔的视野，了解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而且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升华，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4

  在动员留学生回国的同时，涂光炽还惦记着远在缅甸的父亲涂允檀。他了解自已的父亲，知道父亲是一位有正义感，向往进步的外交官。他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助父亲一臂之力。

  此时，缅甸外交部负责人巴令向大使馆透露，甸政府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以国家为重的国民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型，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他已经看到了国民党的腐朽，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拯救中国。但鉴于东南亚经常有国民党特务对进步人士采取暗杀行动，起义之事他需要慎重考虑。

  踌躇之中，涂允檀收到了儿子的来信:“上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新中国需要大量的各个方面的建设人才。我和弟弟们打算不久回到祖国去，把所学到的知识献给祖国。现在国民党政府已败退台湾，国民党的缅甸大使馆肯定难以保留，希望您能审时度势，起义回国。父亲，我很快就到而立之年了，请相信我的判断。我期盼我们一家不久在大陆相见，快乐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信中还附上了中国共产党有关统战的政策。

  这封信增添了涂允檀主动归向新政府的决心。曾是北京大学学子的他，决意奉行蔡元培校长的“砥砺德行”“以身作则”“力矫颓俗”的人生宗旨，决心“责无旁贷”“自超正轨

  1949年12月17日，涂允檀毅然通电新中国外交部，宣布起义。很快，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立即令工作人员复电，欢迎起义。

  按照中央要求，涂允檀坚持到1950年夏天，待新中国驻缅大使姚仲明到达仰光、交代完各项事务之后，才回到了阔别15年的北京。

  回到北京的涂允檀受到了周总理的欢迎和嘉奖，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5

  1950年6月，闷热的气候让人喘不过气来。此时的朝鲜半岛乌云密布，惊雷滚滚，西太平洋上空卷起的狂风骤雨，爆发了一场朝鲜南北双方的内战，美国等联合国军随即宣布参战，战争的硝烟燃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国政府和学校开始密切关注、监视中国进步留学生的动向。党中央决定让涂光炽提前回国。涂光炽接到任务后便辞去了聘期到8月底的工作，按照党的指示，他与相关同志积极往返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串联、动员、组织优秀的进步学人回国，包括自己的两个弟弟。得益于前期所做的大量工作，一批学人陆续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同年8月，涂光炽率领120余名学人，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此次同行的学人是历来最多的一次，有朱光亚、邓稼先、赵忠尧、梁思礼、叶笃正、唐孝宣、彭兆元、张炳熹、池际尚等。这些归心似箭的游子心潮澎湃，对祖国充满着憧憬。但大家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不知道如何沟通。这时，涂光炽出现了，他热情地组织“party”

  动员大家一起喝饮料、聊天、唱歌、跳舞、交流，为大家介绍国内的情况。几次“party”下来，100多名海外赤子融入这个临时的大家庭之中。

  当了解到钱学森在洛杉矶海关托运的行李被扣，涂光炽、朱光亚、唐孝宣等迅速联合组织成立了“威尔逊号回国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以应付不测。涂光炽的平易近人、多才多艺、组织特长感染了大家，被推选为联谊会主席。

  9月12日，“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即将在日本横滨靠岸。本以为可以上岸观光，休息的乘客却接到不准下船的通知，接着，带有“MP”标志的美国宪兵从快艇跳上轮船，说是奉上面的命令，“请”赵忠尧和罗时钧、鲍文奎随他们上岸。

  涂光炽带领大家对美国宪兵表示抗议，并用最快的速度以全体船上中国人的名义把消息通过电报发回祖国，同时也把消息传递给有关国际朋友，揭露美国宪兵的无理行为。消息传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了严正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无理扣押我归国科学家赵忠尧等3人。国内外一些团体、人士纷纷谴责美国的行为，国际奥论对此深表关注和同情。迫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美国当局不得不在两三个月后释放了赵忠尧等3人。让美国人没想到的是，赵忠尧在离开美国之前就把为加速我国原子能物理研究，从美国购买的几十箱实验器材托运回国。而罗时钓并不是美国要找的中共派往美国做学生工作的留学生。鲍文奎也把赵忠尧藏在白己箱子中的东西，分散转移到其他不易引起注意的学人那里。

  9月20日下午，归国留美学生安全抵达了中国大地。罗湖桥头的扩音器反复播放欢迎留美学生的歌曲，车站门口悬挂着大幅标语“欢迎留美学生返国服务!”车站广场举行了欢迎会，广东省文教厅的领导致欢迎词。涂光炽代表留学生致答谢词:“回到祖国非常兴奋，祖国的欢迎，我们衷心感谢!在20多天的归程中，我们经历了各种预测不到的事件和磨难，美国扣留归国人员。经过香港时港英政府的各种监视措施令人气愤，我们对他们侵犯人权的行径提出强烈的抗议……我们经过了千辛万苦，总算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我们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回国的今后，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我们人民的新中国，一定用满腔的热血和智慧，把新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急需各方面的建设人才，而这批旅美学人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国家的追切需要。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7年，留美学人回国人数约占当时全美中国留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的这次充满波折的旅程，给中国带回了一批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未来之星，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国学人。

  6

  回国之前的190年6月，涂光炽就收到了自己的老师、原西南联大教授袁复礼转交的聘书，聘请他到清华大学地质系任教。回到北京，经请示教育部同意，涂光炽愉快地来到了清华大学。

  “欢迎您，涂光炽同志!尽管聘书上写的是副教授，但目前学校没有空位，不得不委屈您先担任讲师。而且组织决定暂时不公开您中共党员的身份，派您加入民盟，担任民盟组织领导工作。您有什么意见吗?”代表中共清华大学党委的一位领导一边紧紧握住涂光炽的手，一边说出了此番话语。“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我会尽力上好新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此时的涂光炽想到美国哈佛大学原校长科南特曾说过的一句话:“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一代代老师的质量。”面对二战后世界科技发展迅猛，知识日新月异的形势，他深感责任重大。为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知识运用在教学之中，将当前世界最新的地质理念介绍出来，引导学生走向世界科学的前沿，他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国外最新的教科书和资料，结合中国的实际，自编讲义，讲授地球化学和矿物学两门课，开创了在中国高校设置地球化学课程的先河。

  为打开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涂光炽特邀相关老师为学生做专题报告，并带领学生到察哈尔、太行山、玉门油田等地进行地质考察。

  不久，涂光炽被提升为副教授。

  课堂上，学生们看到这位身着笔挺西服，脚蹬锃亮皮鞋，透出儒雅气度的涂先生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讲解内容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妙语连珠，没有半句废话，铃起课始，铃停课终。他的课深受师生们的喜爱，大家从中更深层地了解了地质学的重大意义，窥探到地球发展的本质奥秘。

  聚会时，还是这位涂先生，在高雅优美的曲调中，领着大家跳起了欢快的交谊舞。

  “先生们，女士们。下面，我为大家献上一首美国歌曲《我站在这儿》。我唱完后，你们每个人都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哦，我看见系主任袁复礼在那儿化妆，他将给大家表演外国的土风舞—大公鸡独舞。”只要涂光炽在场，就会掀起文艺活动一个又一个的高湖。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主席的这8个字在这儿形容得恰到好处。

  7

  1951年，正带领学生在戈壁腹地、祁连山下的玉门油田进行考察的涂光炽，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返回北京准备参加留苏考试。

  当年9月，涂光炽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赴苏留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在前住莫斯科的途中，他看完了随身带来的俄文版小说，还自我解嘲地说，我这叫一石二鸟，既读了小说，又自学了俄语。

  虽然涂光炽有很强的语言天赋，但俄语的复杂发音却时常让他不知所措。他渐渐地琢磨出通过唱俄语歌来学习俄语发音，短短的三四个月，他居然学会了百余首俄语歌，掌握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能够直接和苏联同学交流。

  半年后，他服从组织分配，由石油地质专业改学金属矿床地质专业。

  学习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涂光炽所做的各项工作，无论是讨论科研报告、汇报野外考察结果、收集专业资料、编制图书目录、挑选矿石标本、制作样品标签，还是担任答辫秘书等，总是一马当先，高质量地完成。他不仅与同去的中国留学生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学术上相互交流，学业上互相帮助，而且还与其他不同国籍的同学，特别是与同教研室的同学加强交流，传播中国文化。

  在一个美丽“冻”人的日子，涂光炽邀请矿床研究室的同学——3位俄罗斯人，1位保加利亚人，1位波兰人一同去滑冰、滑雪。天渐渐暗了，皑皑白雪与华美灯光交织，恍如童话般梦幻。涂光炽的思绪被拉回到了祖国，他呢喃地说道:“我的祖国也有如此的美景。如果在北京，我可以带着我们这支国际小团体去香山踏雪，奔什刹海滑冰，上紫棽堿看曰碆，对了，饿了，就一起去全聚徳吃烤鸭。你们现在想不想尝尝中国菜，吃点北京烤鸭?”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一行人开开心心地步入“北京餐厅”，享受着美味佳肴，听着有关中国、中国人和中国风情的故事，唱着俄罗斯歌曲。这样的活动似乎成了必修课而经常进行，有时还举行小型晚会，他们的老师也被吸引，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之中。

  正如国家期望地那样，有深厚功底又通晓欧美学派情况的涂光炽，很快就学习掌握了苏联矿床学研究新进展，并于1954年获得苏联副博士学位。

  涂光炽的导师、著名矿学家斯米尔诺夫院士对涂光炽赞赏有加:“涂是美国毕业的博士，现在又是苏联的副博士(相当于美国的Ph.D.)，双学位很了不起!”

  苏联学习的日子，让涂光炽感慨万干:“读地质书，最好读原著，而这至少要学会英文和俄文两门外语。要知道，除了欧美，历史上，俄罗斯出众的、优秀的、享誉世界的地学科学家，也是不少的。苏联有那么多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科学大师，尤其是被苏联人誉为大百科全书的罗蒙诺索夫，他为地质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耕 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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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初，涂光炽与其他两位同学成为第一批派驻苏联学习的人员中最早完成学业回国的人员。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涂光炽立即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任教，主讲“找矿勘探”和“矿床成因”课程。他结合留美时期所做的实验工作、留苏期间的野外实践和中国历史上的找矿经验，把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介绍给学生。

  涂光炽知识渊博，讲课思路凊晰、条理清楚、旁征博引，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这时候的涂光炽喜欢戴个前进帽，穿件蓝色工作服，昂首走上讲台，用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全场，以鲜活丰富的知识，与众不同的严密的辩证思维让学生提升知识，享受精神上的愉悦。一堂枯燥的找矿勘探被他解说得津津有味:广西巴马县有个农民杀了一只鸭子，发现鸭子的胃里有许多金光闪闪的颗粒。这是金子!他赶快收集起来，淘尽后称了称，重量居然有100多克。消息传出后，村里的农民都杀了鸭子，而且每只鸭子的胃里都发现了黄金。后来，地质队根据这群鸭子活动的区域，终于在一条小河的上游找到了一个富金矿。这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很简单，鸭子喜欢啄食沙子里的螺和一些小虫，也吃了些小沙粒，用来帮助消化。些细小的金粒就这样进入鸭子的胃里，逐渐积累起来。

  上完专业课后，涂光炽说:“最后一课，我们上实习课。你们要认真抓住剖面，剖面是地质的基础，是地球化学工作的基础。”他的学生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的要言妙道。

  2

  1956年，涂光炽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仍兼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继续讲授地球化学和矿物学那两门课程。

  进入地质研究所的第一天，所长侯德封让涂光炽谈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什么建议。涂光炽说:“地质工作应该走在前面，才能为经济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和资源。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最先需要做的应该是对一些重要的山系进行综合考察。比如西北跨甘、青两省的祁连山脉，它是中亚高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质构造条件，迫切要求对它进行系统全面的综合研究，目的是初步查明这个地槽褶皱的地质构造、地质发育史和矿产分布规律，以利今后寻找更多的矿物原料和能源，为祖国经济建设服务。当然，这需要集中相当多的地学工作者，费些时日，认真去做。”看见侯所长鼓励的目光，他接着说，“一些外国人早在19世纪末即插足祁连山，他们的书我也读过，但发现有很多疑点、空白点和未知数，他们的考察是片面的，其判断可能有误。总之，我想对侯先生说，这类大山的综合考察，该由我这般的年纪和更年轻的人去做，这样还可以锻炼培养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

  侯德封对眼前这位“三八式老革命”“双料留学生”轩昂的气度、敏捷的思维、不俗的谈吐大为欣赏，认为“他是个干大事的人。”

  3

  涂光炽希望自己的科研方向能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紧密相连，让自己的心脏随着祖国强劲的脉搏律动。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由地质研究所牵头的祁连山地质综合考察队。涂光炽和李璞、陈庆宣担任领队。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涂光炽传达了本次考察的目的:“通过几年的时间对地层、岩石、构造、矿床等方面的调研，初步阐明祁连山区域的地质特点、地质发育史和矿产分布规律，结合路线地质和专题研究，写出祁连山地质志。希望队员们全面仔细观察，认真做好记录，克服片面性;同时讲究工作方法，处理好与当地领导、基层群众的人际关系，推动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了做到心中有数，队员们搜集了大量的祁连山资料，并加以分析思考，为科考做了扎实的铺垫。

  地质考察的地点通常选择在人类生活的盲点，那里多是荒无人烟之地，更多的时候需要攀岩走壁，踩出一条道路，还要时常“享受”坡陡路滑、冰凉透骨的高山流水。祁连山也是如此，常常许多天都看不到人，看不到动物，偶尔碰上几只黄羊，也感到说不出的亲切，但对狼、野牛、黑熊却要保持距离，不敢随意招惹。最要警惕那些杀人越货的土匪。涂光炽和他带领的那组考察队就险些遭遇土匪抢动但因行程推迟，有惊无险地与土匪擦肩而过。后来，土匪得知科考队配备的枪支和人员比他们更占优势，也只得选择放弃。

  所有的困难和危险，涂光炽都不以为然。面对祁连山，他活力四射，一路谈笑风生，带着大家引吭高歌。李璞对着同行的年轻人说，“你们看，涂先生真是和地学有缘，一走进大自然，他就精神百倍。他在苏联留学时，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区考察，经常吃黑面包，喝凉水，住帐篷，遭蚊虫叮咬，他都不怕。你们还不知道吧，在南开中学，他对学习的专注、用心，谁也比不上。可是在课余时间，他是个活泼的人，爱好唱歌，还当过学校的乐队指挥，你们能想到吗?这是不是与研究所里那个不苟言笑的涂先生判若两人呀?”

  祁连山的夜晚是那么祥和而平静。清峻的远山与天穹粘连，连峰的积雪变幻无穷，近处的山坡平滑向上，没有半点凹凸，一切显得那么宁静肃穆。望着弥漫在山巅渐渐朦胧发暗的云雾，一位学生说:“涂先生，明天就要分头考察了，你给我们讲讲祁连山的故事吧。”“祁连山对我来讲陌生而又熟悉，把它作为考察对象就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它。今天我先说说祁连山的历史典故吧。”涂光炽从古羌人的“浩门马”说起，讲到张骞出使乌孙得此良马，汉武帝称其为“天马”。后来汉武帝为纪念霍去病大战匈奴，保卫汉朝的功绩，下旨修建“为冢像祁连山”的大墓和巨石群雕。同学们为涂光炽的博学为折服。涂光炽话锋一转:“这是历史上发生在祁连山地上的故事，祁连山地下的故事应该更多，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们能用科技去发掘、整理、铸就中国地质的精彩，让它们同样永久流传。”

  涂光炽在野外考察中，非常尊重苏联专家西尼村的意见，做成岩相构造路线地质图，在填出地层时代的同时，力图表现出地质构造的形式特点，如褶皱、断层等。他言传身教，不放过地质上的任何“小”问题，一个断层，一个矿化点，都亲自去看，亲自量产状，记在本子上，做素描图，有时还用相机拍照保留。

  涂光炽等率领的科考队对祁连山进行了数次综合考察，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他主编的《祁连山地质志》，不仅谱写了自己人生第部野外探索的长篇之歌，而且这10部200万字的专著，还开创了研究地槽区的先声，成为我国第一套系统地研究和介绍祁连山地质的丛书，1978年，“祁连山地质志”，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贵州省科学大会奖。他撰写的《祁连山构造—岩相带》，可谓提纲挈领之作，其中阐述的地质理论，奠定了找矿系统思想的形成。

  鉴于涂光炽在祁连山考察方面取得的卓越功绩，他很快晋升为研究员。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安全面临着来自西方大国的威胁。毛主席决定发展核技术，以保持国家核威慑力量。作为实现核裂变反应主要元素的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资源，是发展核工业的重要物质前提。

  1955年，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了长达10年的铀矿地质研究工作。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撒走了所有专家。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并将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涂光炽和侯德封、叶连俊、李璞分别领命，带队奔赴各地进行考察研究指导工作，在广袤的疆土上寻找铀矿，并在中西部地区，如湖南、贵州、秦岭和华东等地发现了新的铀矿床，涂光炽还针对华东某铀矿地球化学的性质编上几句顺口溜—“生性活泼，易聚易散，深源浅成，后来居上。”

  1964年，涂光炽带队来到贵州504铀矿考察，矿上淫雨霏霏，稀泥遍布，矿体的硅化露头滑溜难行，而隐藏在他体內的胃溃疡也趁杋东蹿西跳，凃光炽忍受着腹部、胸骨烧灼似的疼痛，坚持在露头爬上爬下，仔细观察，精心研究。

  同年10月，当中国西部戈壁中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时，涂光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他们的艰辛没有白费!他们为祖国自豪，为科研点赞!

  几十年间，涂光炽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大部分类别不一的铀矿床，在身兼数职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他总是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去铀矿实地考察，因轴有放射性，大家劝他赶快离开，他却说，再等等，他要寻找更多的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他带领的科考队通过多地分析、比较、总结地质特点和铀矿类型，指出了我国找铀的时空方向。20世纪70年代，他正式提出矿床成因分类的三分法改为四分法，1978年，他主持的“我国铀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研究”等多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等国家级奖项。

  1999年，涂光炽作为在研制“两弹一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之一，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隆重表彰。

磨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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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随着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上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因个性率真被打成了“右派”，涂光炽也卷入了反“右”运动的风浪中。但终因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任何“右派”言论，只好作罢但他的家人却没有那么幸运。父亲涂允檀、弟弟涂光楠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涂光炽耐心地去开导他们，帮助他们开阔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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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9月，涂允檀突然因“敌特罪”被捕入狱，涂光炽被剥夺了当年国庆上天安门观礼台的权利，涂光炽的结发妻子朱瑞亭被撤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处长一职，涂光涵出国考察的机会被取消。当然，涂允檀的“问题”一家人是心知肚明的。

  不久，朱瑞亭收到了在许昌参加农村“四清”工作的涂光炽的来信:“我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学会了铲土、堆土、积肥、散粪、拾粪、高挑、推独木车……‘革命虫’虱子也与我的身体进行着零距离亲密接触，或许是让我革命得更加彻底吧。”

  通过几个月的劳动洗礼，涂光炽对农村现状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同时接受了组织交与的另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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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夏“文革”爆发，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出现了批判涂光炽等人的大字报，涂光炽面对造反派为他扣上的“反动学术权威”“双料特务”的帽子，泰然处之，从容不迫地从点明批判要“打倒”他的大字报面前走过。

  在批判会上，一边是造反派凶神恶煞的无理“盘问”，一边是涂光炽机智幽默的如实“招供”:

  “你怎么去的延安?又怎么出来的?

  “是走路去的，又走着出来。”

  “你到过美国，又到过苏联，对吗?”

  “是的，都去过。

  “你是不是美帝、苏修的双料奴才?

  “是，我把美帝、苏修的地学理论搬回来了。”

  ……

  造反派恼羞成怒，一定要把涂光炽定为假党员，开除他的党籍。没想到，外调时，徐鸣坚定地说:“我是他入党的第一介绍人，我还有保存的材料作证。”

  1967年春，涂光炽随着地化所搬迁至贵阳，一同过来的还有造反派，而且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当时，涂光炽、李璞、司幼东因学术成就突出，号称地化所的“三驾马车”。在李璞、司幼东等因不堪凌辱，相继自杀后，造反派给涂光炽戴了个“漏网右派”的帽子，堂而皇之地把他关进了牛棚，并没收了他的裤腰带，防止“牛鬼蛇神一个接一个地自杀”。

  1969年3月，因形势需要，地化所召开“右派摘帽”大会，主持人宣布后，右派”学者们高高兴兴地走下了主席台，只有涂光炽还一动不动地站着，主持人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我“漏网右派”的帽子还没摘呢!主持人立马挥挥手:“摘了，摘了，统统摘了，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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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底，开完涂光炽的批判会后，所里决定把他“发配”到放射性地球化学研究室工作，并且要求只能做室内工作，不能出差。作为室主任的李朝阳只好请他整理、鉴定510矿区的铀矿标本。涂光炽通过近一年的样品整理、筛选磨片、光薄片鉴定、照相和数据分析研究等工作，总结整理出约6万字的图文并茂的研究报告。这份6号简报成为13份简报中最好的1个，为510矿区做出合理的测试和实验方案奠定了基础。

  无论时局如何变幻，涂光炽都一如既往，正视人生，决不会因迷茫、困惑、失意而慌乱脚步、迷失方向。

三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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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周边局势严峻。面对战争威胁，1964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毅然做出积极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的决策，在祖国广袤西部纵深地区展开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以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

  当年秋季，中国科学院党组根据相关精神，决定在西北、西南若干地方建立学科中心。贵阳被选为化学中心。涂光炽认为，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应为“三线”建设做出贡献，建议在贵阳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简称地化所)。中国科学院很快予以批准并落实。在参加“四清”的日子里，涂光炽被任命为地化所学术总负责人，负责地化所搬迁贵阳的筹备事宜。

  贵州，这个传说中的夜郎故地，对于涂光炽来说并不陌生。这里旖旎迷人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曾让他流连忘返，而贵州发育齐全的三叠纪地层、丰富的古生物化石和矿产资源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相信，根据三线建设需要，合理开发、勘察这个中国矿产资源大省，对贵州、对全国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却没有料到，第二故乡贵州，成为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成为他地学研究的大本营。

  建立“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是涂光炽的梦想。他留美回国后，即在清华大学开设了“地球化学”课程;又通过努力把“地球化学学科”列入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成立地球化学研究室。现在终于创立机构了。为了这天的到来，他耗尽了心血，凡事亲躬，参加野外科考，注重调査研究，培养新生力量，选拔地学骨干和涵盖核、电、气、化、机等诸多学科领域的优秀科研和技术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涂光炽不愧为中国地球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虽然建所之初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困难重重，但涂光炽仍在逆境中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带动全所同志积极开展工作，建立起各个地球化学分支领域及相邻学科的实验基地，如中国近代地学硏究中心，这个除美国地质调查所之外的拥有众多系统完整的近代实验室等，开展多方面的创新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生产及理论研究成果，为中国地球化学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2

  1963年，涂光炽经过多方沟通斡旋，建立了高温高压成岩成矿实验室，1966年实验室随三线建设迁至贵阳地化所。

  一个湿润的天气，涂光炽拖着一双泥腿刚回到牛棚，就看见赵斌悄然而至。赵斌焦急地说:“涂先生，我们高温高压成岩成矿实验室要被取消了，我们准备向有关单位发送传单，呼吁领导支持和同行坚持，力求保住实验室。这是我们呼吁书的初稿，请您看看，提出意见。”涂光炽警惕地环顾了四周，确认安全后，便偷偷帮忙修改，最终保住了高温高压成岩成矿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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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西安克山病研究室的医务人员来到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做报告，专题讲述克山病、大骨节病、甲状腺肿瘤等地方病情的相关情况和造成的危害。两位年轻的学者洪业扬、李长生专程询问正处在逆境中的涂光炽，可否开展地球化学与人体健康关系的研究。涂光炽鼓励他们的想法，并说:“这是一项将科学研究与国家得益、人民需求结合在一起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建议你们与医务工作者密切合作，从各个环节进行仔细观察和研究，注意吸收国外专家的分析和结论。正好我这里有关于硒与植物、动物营养健康的英文书籍，你们拿去做参考吧。”

  洪业扬、李长生深受启发，与相关人员合作，深入到重灾区，从动物实验开始，查找病因，探寻预防措施，开展化学地球研究，为若干不明原因的地方性疾病和多发病病因的研究与预防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应对办法。

  涂光炽建议的这种合作研究方式促进了不同领域学科的发展，并延续至今。化学地球研究者首次被邀请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和卫生部地方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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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光炽深知一门学科的壮大需要从宣传、说服做起，加强合作，互相推动。根据工作安排和学科需要，涂光炽在贵阳地化所的基础上，分流人员，亲自部署创建了广州地化所，并关心兰州地化所气体地球化学开放实验室的成长，凝聚科研力量。体现出一个勇于担当、负有责任感的科学家的情怀。

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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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逆境中慢慢走出来的涂光炽，登上全市最大的城市公园“黔灵公园”山顶，在这个属于第四纪冰川遗迹“冰窖”之上俯瞰整个贵阳市景。他张开双臂，贪婪地吮吸着大自然的气息，多想对着群山大声呼唤，而周围一池荡漾着的青春让他呼之欲出的声音转化为轻声的哼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此时，心中的郁结不断地排放，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激情和自信。

  随着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特别是父亲涂允檀的平反，涂光炽卸下了精神包袱，以极大的热情，开始谱写大地之魂的交响乐章。他紧扣国家需求和传统矿物学科创新发展，组织成立“矿物物理与矿物材料研究室”;主持召开“全国稀有元素稀土元素地质科研工作交流会”，正式提出改造成矿的思想;带领研究人员在酷暑之时跋山涉水深入长江中下游地区观察石炭系到三叠系的地层剖面;倡导和支持中国的陨石学研究，认为陨石学和月球同属地学的基础研究，成为我国陨石学和天体化学的引路人，为欧阳自远、王道德等出版的专著《天体化学》《中国陨石导论》作序;冒着极大的风险，组织人员从中国的地质特点出发，广开门路，走出一条与国外不同的探寻富铁矿之路，汇集200多篇学术论文的《中国富铁矿地质地球化学综合研究》获中国科学院1980年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1984年10月1日，涂光炽在庆祝建国35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总结地化所近20年的工作成绩，提出展望未来的奋斗目标:要创新局面，把地化所办成一流的研究所，“出第一流的成果，出第一流的人才，办第一流的刊物，建立第一流的实验室，办好第一流的学会，创第一流组织管理。”在他和地化所继任领导及全体人员的努力下，这个目标逐步实现了。

  2

  环填污染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问题。为此，涂光炽不断呼吁环境科学的重要性，预见“70年代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将异军突起，成为自然科学领域中生命力十分强大的新生长点。”并对环境科学与地球化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论述，他在其学术论文《70年代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个生长点—环境科学》中指出“一些地球化学的指导思想、工作方式也可以用于环境科学问题。这就必然促使环境科学与地球化学相结合，从而导致环境地球化学这一门新科技的产生。”这是我国正式科学文献中第一次提出“环境地球化学”这一科学术语，并阐明其研究方向，同时宣告了环境地球化学在中国的诞生。

  1980年，他带领地化所研究人员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京冀渤区域环境演化、开发与保护途径研究”，并于1982年完成《黄土与环境》的研究，为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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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涂光炽率领来自多部门、多学科的20多名研究人员的“华南花岗岩类地球化学”科研项目组，跨越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浙江、安徽等省市区，搜集地质资料、采集岩石标本，考察有色金属、稀土、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与花岗岩的关系、花岗岩的成因，研究花岗岩类及有关成矿作用，为找矿勘探提供科学依据。“‘任务带学科，学科推进任务的完成’是我们要坚持的方针，要知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同样重要。它们只有相互结合，才能相互推动，才能促使科学研究平衡发展。我们每个观点的形成，都要通过亲自考察才能形成。”动员会上，涂光炽说出这番话语，以此告诫并勉励大家。

  在与相关地质队交流之后，涂光炽问道:“坐飞机了吧?”他在逐一介绍了科考队员弄不清的大量名词之后，希望，“化学专业人员要向地质专业的同志学习，地质专业人员要向化学专业的同志靠拢。这样地球化学研究才能做得更好。”

  考察的山路泥泞不堪，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涂光炽和队员们不知摔了多少筋斗，但这一次摔跤的结果却让涂光炽的鼻孔越来越肿、越来越痛。他仍还坚持着，直至疼痛无法忍受，才被送往杭州医院。医生立即为他做了手术，掀开鼻梁，取出摔跤时插入的枯枝。

  1974年春节前夕，正准备从广州出发返回贵阳，涂光炽忽然觉得胃极不舒服，大便也不对劲，被紧急送往中山医院，诊断为胃部大出血，立即进行了2/3的胃切除手术，术后又引发了肠粘连，止痛药也缓解不了疼痛。他爱人蔡凤英心痛不已，他却没哼过一句。过后，他还诙谐地安慰着老伴:“我们不是在研究花岗岩吗?俗话说‘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虽有贬义，但它很坚硬，我和花岗岩在一起，才战胜了病魔，你说，是不是花岗岩帮的大忙呀?”

  华南考察结束后，涂光炽要求各专题组根据岩石标本和地质特点，分头开展多方面、多手段的室内研究。三年后，产生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涂光炽提出了华南花岗岩类以重熔岩浆交代形成为主的多成因的观点，使长期困扰人们的花岗岩空间间题迎刃而解。他主持的“华南花岗岩类地球化学”成果，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将成果汇集，主编成《华南花岗岩类的地球化学》，有力地推动了花岗岩的研究。

  此后，他对花岗岩及层控矿床的多个研究成果，打破了万能论，批判了无能论，开启了花岗岩成因研究的又一扇大门。

  地学界公认，涂光炽总是以超强的记忆力和敏锐的科学感知力，准确地判断着学科的发展方向。

  4

  地大物博的中国所呈现出的丰富的地质构成和独特的地质地貌成为地学工作者永远的课题。

  1979年，涂光炽提出了开展《中国层控地球化学》研究任务，并组织全所科研技术人员通力协作，其研究成果“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主笔撰写的专著《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因“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在方法论上有很多实效在地质研究中应用。”“它对我国矿床学、地球化学的研究将起推动作用，对世界矿床学是一个重要贡献”而获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中国科学院十大科技成果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

  成绩的背后是艰辛与付出。

  1981年开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的涂光炽既要统领全局，又要抓专项研究。1985年，涂光炽领导“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课题进入到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又接到了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加速查明新疆矿产资源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综合研究”，简称国家“305”项目。工作的繁忙，让他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一直拖到胸痛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才被紧急送往医院检查。碰巧的是他南开中学的同学方圻做了他的主治医生。同样声名显赫的方圻拉着躺在病榻上的涂光炽的手，心痛地说:“老同学啊，50多年没见了，却在这个地方看到你，我怎么说你好呢?我们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工作固然重要，但身体更重要，它是从事任何事业的资本啊!”见涂光炽点头，方折继续说:“经过专家的诊断结果，你的病因应该是‘先天性主动脉瓣二叶式畸形’。治疗这种病的唯一办法就是将病变的瓣膜切除，用一个人造的瓣膜置换上，但是你现在这个年龄和身体状况，做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同时受到国内医术条件的限制，我们决定请外国专家来京为你做手术。”

  蔡风英考虑到涂光炽年事已高，又做过胃切除手术，身体虚弱，手术又没有十足的把握，非常担心。涂光炽安慰她说:“放心吧，我还有好多事都没做完呢，马克思是不会要我的。做手术肯定能延长我的生命，我还能再为党多工作几年，也能多陪陪你。”手术前一个月，涂光炽一边打着强心针、输着氧，一边抓紧时闻修改层控矿床书稿。蔡凤英劝不住他，忍不住落汩，私下说:“老涂自己也在担心手术下不来，他这是在拼命啊。”

  欣慰的是，美国波土顿大学的柯林斯教授成功地为涂光炽切除了病变的瓣膜，植入了一只金属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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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光炽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良好的心态，出院不到半年，就承担起国家“305”项目的攻关。他与同事们不断探讨着新疆的考察问题，同时继续修订《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一年后，涂光炽到医院复查，得知原已肥大的左心室明显地缩小，他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进疆之路。面对老伴的责怪，他说:“与其在家疗养，不如到大自然中去，适当的运动和野外新鲜的空气更有利于恢复健康。”外孙女糜梅在旁调皮地说:“外婆，你不知道外公是安泰俄斯吗?”“什么斯?”糜梅对着涂光炽挤了挤眼，放緩语调回答蔡凤英，“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安泰俄斯，他是海神波赛冬和大地女神盖亚之子，所以他一疲劳，就让身体接触大地，从母亲那里获取用不完的力量。外公不就这样吗?你看他只要一说到野外考察，眼睛就发亮，什么病都没有啰!要是再找到一块好标本，他的脸上还会绽放出五线谱呢。”

  蔡凤英深知涂光炽对国家的重要性，而他心脏不好，甲状腺功能减退，染上过丙肝，做过胃切除，患过股骨头坏死，想到自己最多也就是多接生几个孩子，多做几个手术而已，便提前退休，成为他的专职医生加生活“保姆”。事实证明，身为医生的蔡凤英的确拉长了涂光炽的生命长度，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

  1987年的初夏，涂光炽考察了新疆北部的巴官铅锌矿床，这是他对新疆的第一次考察。当汽车沿着浩瀚的戈壁沙漠长途奔驰时，为消除旅途的寂寞与疲劳，涂光炽提议自己当裁判，让队员们比赛谁会唱的歌多。大家兴致高扬，国内的、国外的，现代的、通俗的、民族的、古典的、美声的，甚至各种戏曲都唱上了。考察队员们非常惊讶，涂光炽竟然知道如此之多的歌曲。

  戈壁滩上没有路标，只有太阳和电线杆指引着前行的方向。到了喀拉额尔齐斯大桥，路面被挖金沙的人破坏得体无完肤，竟然看上去四周都是路，驾驶员开错了路，几经波折，爬上了九道沟，贴在悬崖边前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边，又担心再走错路后时间会太长，若太阳落山，吃喝就成问题了。新疆的太阳似乎懂得大家的心情，一直等考察队到目地的后，才躲进云层。但10余个小时未进食的队员们，已经顾不了卫生状况，大家一手拿筷吃饭，另一只手不停地与苍蝇周旋。蔡凤英笑道:“光炽，我还记得那张极好的雪景照，就是去湖南、广西时，汽车也是行驶在悬崖边。但因雪花飞舞，天寒地冻，路面湿滑，还有羊群抢道，司机不敢前行。你倒是镇定，还拿出相机拍摄风景，拍完后，让大家把大衣脫下垫在车轮下，指挥车辆通行。”蔡凤英没想到，这次新疆之行，两人的鞋居然在穿越戈壁滩时被沙子烫坏了。

  涂光炽延续他以往的习惯，每到一地，首先听取当地地质队的详细介绍，观察地质现象、矿石等，采集标本，做好记录，引导队员们思考和讨论问题。这天，他为当地做了“哈萨克斯坦与新疆北部地质和矿产比较”的精彩报告之后，队员们将西瓜最中心的部分切成心形，献给涂光炽，其余切成方块型分给队员们。他们用“红心”表达涂光炽爱护、关心队员的那颗真诚、火热之心，也象征着队员对涂光炽的敬重、敬仰之心，“方块”表示队员来自五湖四海一家亲。

  国家“305”项目的考察研究过程中，涂光炽多次进入新疆及相关地区，延伸“305”项目工作手臂，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找矿工作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主编的《新疆北部固体地球学系列从书》和领导编辑委员会编撰出版的国家305”项目研究工作结晶《中国新疆地壳结构与地质演化》等系列专著，对促进新疆及相关地区矿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他主持的“新疆北部主要矿产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的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6

  涂光炽将双眼紧紧盯在经常变化而又丰富多彩的学科前沿上，结合国民经济的需求不断提出新方向、新课题，亲自组织实施，在工作中逐渐提出新看法、新见解，并在理论上力求有所创新。

  20世纪70年代末期，涂光炽发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有了购买黄金饰物的要求，但黄金的产出难以满足要求。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涂光炽等联名写信给国务院，建议在发展我国黄金资源和加速黄金开发工作中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多学科综合性的优势，发掘更多的这个人类认识最早的金属“金”。1987年开始，67岁的涂光炽投身到金矿研究之中。在将近20年里，他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东南，攀崇山峻岭，穿荒漠戈壁，越沿海之滨，下过的矿井不计其数。

  在国内，他提出的“攻深找盲”的思路拯救了9个废井;在南非、北美、澳洲，他召集考察队员交流思想、写出材料，比较中外成矿性质，寻找可借鉴之处。特别是美国卡林型金矿带给中国西南、酉北开采的启示。

  涂光炽几乎跑遍了第二故乡贵州的山山水水，不放过所有的金矿采矿点。过去，贵州一直在寻找汞矿。涂光炽应邀在贵州省地矿局做专题报告时，介绍了美国卡林型金矿的特征，并指出贵州应该是全国卡林型、红土型金矿含量最多的省份。地矿局深受启发，以这个角度从标本中寻找，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涂光炽亲自率队到黔西南贞丰县烂泥沟、水银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并解决了相关技术问题，助推黔西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金州”。

  1993年，他主持的“中国金矿主要类型、成矿模式及找矿方向”成果，获国家黄金局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7年，他主持的“我国金矿成矿模式找矿方向及找矿选矿技术方法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8年，他主持的“金矿找矿选矿中的几个关键理论和技术应用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正是他用心抚摸地球的脉动，才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采金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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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涂光炽情系地学事业，成果不断涌现:1995年，他主持“华南元古宙基底演化和成矿作用”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99年，他作为首席科学家的“成岩成矿低温地球化学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1年，获贵州省最高科学技术奖;2003年，他作为首席科学家的“分散元素成矿机制”成果，获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05年，他作为首席科学家的“与寻找超大矿床有关的基础研究”成果，获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06年，他作为首席科学家完成的“分散元素矿床和低温矿床成矿作用”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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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授予涂光炽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这是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在125年的历史中授予的第二个荣誉科学博士。证书上写道:“因为您对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通过创建与发展地球化学研究所而为中国的地球化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艰苦的环境下，您领导地球化学研究所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家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改善;通过您对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的不懈倡导，有效提高了中国科学的国际水平，并把地球化学研究所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研究机构。”

  这是对涂光炽开拓中国地球化学领域的最高评价!

  在隆重的授予仪式上，最后一个致辞的涂光炽缓缓走上主席台，面对着众多的同行说道:“他们也只给了我三分钟的讲话时间。”参会者一下子都被逗乐了。接着，涂光炽满怀真情地说，这一荣誉应当归功于培育他的导师和所有20世纪40年代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读书的中国学者:“徐克勤一生都在与钨矿打交道，与花岗岩打交道。在徐克勤眼里矿石都是一块块宝贝，是他的‘孩子’，他在这些孩子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感情。他在中国首次发现了矽卡岩型白钨矿，研究了华南不同时代的花岗岩类及其与成矿的关系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即花岗岩的形成及其成矿机制，虽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为了共同的地质事业，相互之间的交往已有50年之久了。”

  2006年举行的地化所40周年所庆大会上，涂光炽被授予“地球化学研究所丰碑奖”。

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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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迁到贵阳后，涂光炽到贵阳上班。由于信息不畅，林云起带着家人的牵挂，利用出差时间绕道贵阳，探望三姨父涂光炽。在地化所门口，看见工宣队员陪着涂光炽出来，林云起立即迎上紧紧抱住涂光炽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涂光炽一声不吭地把逐渐平静的林云起带回房间，递上一杯水，问:“刚才怎么回事?”林云起诉说了前段时间北京流传他自杀的事。涂光炽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林云起这才破涕为笑，转移了话题:“三姨父，我妈妈说，您对三姨就像对小孩子一样，百般照顾她，她经常丢三落四，您就帮她收拾，但却要锻炼涂勘、涂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您还常和三姨沟通孩子的教育问题，出差前，给三姨写了一张‘关于两个孩子的约法三章’，其中有一条是‘不要说等爸爸回来打你’。”“是啊，我记得当时工作特别忙，带孩子去公园、去学校开家长会的事，有好多次都是你代劳的，我理发时你还帮我去排队拿号的呢。”叔侄俩在回忆中分享着过往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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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病中的朱瑞亭因战备一号令催促，带着13岁、11岁的儿子涂勘、涂健疏散到贵阳。和“摘帽”不久的丈夫涂光炽团聚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就因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扔下2个半大的男孩。涂光炽只觉天昏地暗，好长一段时间，嗓子都发不出声音。此时的他是多么的孤独无助啊，他想起了父亲说过，人不能走极端，不能轻生厌世;想到了抗大锻炼出的坚韧精神;想到了联大同学互相鼓励、共同坚持的信念;想到了入党时的宣誓……他摸出那块“粉骨碎身全不怕”的石头，告诫自己，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强地面对。他还寻找机会开导他那位因自杀未遂反被开除党籍、定为“叛徒”罪名的学生张彭熹:“你呀，不该干傻事，一定要振作。国家不会一直乱下去，总有一天，党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你看，我不是获得解放了吗?要相信自己，相信党。”

  3

  1970年，涂光炽收到了妇产科医生蔡凤英的信:“从我的老同学、您地球化学所选矿室负责人林国政和他爱人侯后琴那儿听说了您目前的困境。您经常进出牛棚，身体又出现胃出血状况，但医院开不出药品。我在花溪二医当医生，方便开药，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忙……请看完信后立即烧毁。”过了几天，涂光炽独自来到花溪找到蔡凤英，蔡凤英的外公给涂光炽煮了一碗面，外加2个鸡蛋，他吃得精光，又和大家聊得非常投机。蔡凤英包了肉馅饺子让涂光炽带回，并拿了一件已去世的丈夫的涤卡大衣给他穿上御寒。第二天，因过去从未见过涂光炽而心有余悸的蔡凤英，特意去同学那儿看了涂光炽的照片才放心，并对这位科学家充满了敬意。

  一个星期后，蔡凤英在涂光炽家里看到了衣服已穿成黑色的涂勘、涂健。他们告诉蔡凤英，父亲涂光炽开会来不了了。蔡凤英心疼地带着耳朵流脓的涂健去医院用双氧水清洗，再用土霉素擦拭，又让15岁的女儿张惠群去买点布，准备给两个孩子做衣服，还包了肉馅饺子让孩子吃了，又给涂光炽带去。之后，涂勘、涂健经常自己跑到花溪，吃着蔡凤英送来的糍粑、腊肉，张惠群每次都把兄弟俩送上回贵阳的公交车上。涂勘、涂健的身体渐渐强壮起来了。

  一来二去中，涂光炽和蔡凤英的感情不断地升温，孩子们之间的纯朴情感也越来越深厚。望着渐渐低垂的夜幕，涂光炽对并肩散步的蔡凤英说:“我邀请明月作证，请你嫁给我，好吗?”蔡凤英因双方的原配偶离世不到3年，没有答应。涂光炽叹了口气，说:“能够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福，我很希望能够和你共同度过余生。特别是现在，我非常非常地需要你。我刚接到通知要进京，不知何事，也不知何时回来，两个孩子无人照看。我知道你心肠好，很疼爱他们，如果我回不来，两个孩子就交给你抚养，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所以恳求你，我们结婚好吗?”蔡凤英又感动又同情，便答应与他立即办理结婚登记。他们分别把两个家庭将合二为一的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孩子，并要求孩子们称呼对方为爸爸、妈妈。

  涂光炽和蔡凤英在困难中相遇、相知，结为伉俪，虽是半路夫妻，却在相濡以沫的38年里，从未说过一句重话、一句伤感情的话。在蔡凤英的眼里，这个“红灯记”的家里，涂光炽是一个尊重人、懂感情、有责任的好丈夫。每次蔡凤英买菜回家，涂光炽都会习惯地接过菜篮，放好后，递上一杯水给坐在沙发上的蔡凤英。遇到蔡凤英的朋友、同学来家做客，涂光炽无论多忙，一定会给客人倒上茶水，陪着寒暄几句，再去忙自己的工作。家里那些关窗帘、收衣服、叠衣服、倒垃圾的事情都是他的管辖范围。

  “来量量血压，我再给你测测心律。你呀，就知道拼命干，像一张抹桌布，哪里不干净就去擦。他们倒好，处理不了的问题，就喊你，你又不是多宝道人。你看，你和你爸爸都为国家做过很大的贡就，你爸爸却被扔进了监狱，你也隔三岔五地进牛棚，挨批斗，而你动员回国的朱光亚都当上了中央委员，这也太不公平了。”等蔡凤英检查完、唠叨完，涂光炽边拉下袖子边平静地说:“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而且我和朱光亚工作性质不同，学科也不同。你要相信，共产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蔡凤英知道他的脾气，只能就此打住:“行行行，我的抹桌布大人，多宝道人。你快休息去吧，我要收拾了。”

  1976年，涂允檀不幸去世。蔡凤英见处理完丧事的涂光炽又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儿流泪，便拉着他四处散心。这天，蔡凤英叫上几个朋友陪涂光炽唱歌。涂光炽一首接一首地唱着俄罗斯的《三套车》、美国的“黑人灵歌”和中国的《松花江上》等歌曲，他似乎在用那带着沧桑的男低音把心中的郁气喷酒出来。

  仿佛天堂有约，又过了10年，年仅29岁的小儿子涂健也因心肌炎去见自己的妈妈了。涂光炽经历了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人生三大不幸，好在现任妻子蔡凤英在随后的生活中，替他遮风挡雨，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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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地化所为在“文革”中含冤谢世的李璞、司幼东补开追悼会。已经担任地化所所长的涂光炽在致悼词时，眼前浮现出自己的专业引领人、革命引路人李璞的音容笑貌，仿佛又看见李璞、司幼东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情景，想到了他们的种种不幸，真是斯人已去犹忆影。他忽感一股悲意决堤倾胸而出，号啕大哭，念到一半的悼词再也无法继续了。一贯非常理智的涂光炽，在党和国家拨乱反正之时，真情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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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开云雾见天日，守得云开见月明。在补发工资时，徐光炽流泪了，这是欣慰之泪。他感恩于党的政策，一次性交纳党费2000元，而此时他每月的工资仅230元。

  切慢慢走上了正轨，呈现出百废待兴的局面，知识分子受到了重用。涂光炽更加忙碌，一边科研，一边野外调查，还常常带队出国考察交流，打开眼界，学习他国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作为带队的领导，他每次都将节约的外汇上交国家，把别人送的，甚至是送给他私人的东西也一件不落的上交。

  在给家人购买礼物时，涂光炽用心良苦。

  女儿张惠群就曾经拿着印有“ Made in China”的衣服大笑，说:“爸爸，这件衣服是从国外带给我的吗?”涂光炽也笑了:“中国人就是要穿自己的衣服啊。”

  而涂光炽给儿子带回的是一个能做四则运算的小计算机和一部小收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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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准备考地化所的研究生。”从北京大学地质专业毕业的涂勘告诉时任地化所所长的涂光炽。涂光炽却说:“不行。你去报考其他单位的，你如果考上了地化所的研究生，别人会说是因为我的原因考上的，对你，对我都不好。”涂勘了解父亲，当年他想买地化所处理的野外相机时，就被他一语打住:“那是卖给内部职工的，没你们的份。”涂光炽就是这样，对家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总是以身作则，注意工作细节，不占国家一点便宜。即使是不要别人帮忙，只需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他也不让家人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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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光炽对家人充满着浓浓的爱意，特别是对孙辈十分疼爱。

  1988年，涂勘的儿子出生了，涂光炽为其取名为大海，并带着大海生活了一年多。1995年，涂勘的女儿天兰出生了，收到信的涂光炽高兴地说:“好一个天兰!我们家包揽了环境、海洋、航天、固体地球科学，可以开一个地球系了。”每次电话，他都要听一曲天兰演奏的钢琴曲。而在给涂勘的信中，不忘嘱咐，希望他们让孩子记住，自己永远是炎黄子孙，不能放松中文学习。

  外孙女糜梅(张惠群的女儿)与涂光炽爷孙俩总是黏在一起，看原版的外国电影、交换集邮册、对唱各种曲目的歌曲。1996年糜梅高考时，涂光炽根据她的成绩进行分析，同时还重申了地质地学的重要性、发展前景等等。为了了解当前地质专业的情况，涂光炽和蔡凤英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一些大学的地质专业进行考察，了解情况。糜梅被感动了，专心备考，终于成为北京石油大学地质系的一名学生。开学时，涂光炽亲自送糜梅到校，办理人学报到手续。

  糜梅没有辜负外公涂光炽的期望，她考取了涂光炽的母校莫斯科大学研究生再次来到莫斯科的涂光炽被外孙女亲昵地挽着手臂，吃着外孙女特意买给自己的葡萄，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外公，你怎么把葡萄籽理在土里了?”看到糜梅诧异的目光，涂光炽孩子似的笑了:“小老憨，明年你来红场，就会有又多又甜的葡萄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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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涂光炽、蔡凤英夫妻的带动下，一家人亲密无间。即使涂光炽去世多年，亲情的纽带也从未断裂。在美国的涂勘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给蔡凤英妈妈，常常寄送些新奇之物给贵阳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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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光炽的学生张兴春在蔡凤英看来俨然是自己的孩子。张兴春眼里的涂光炽是个守时、儒雅的长者，无论对谁都很尊重，每次开会、做报告他都会提前到达，从来不会让别人等他;别人汇报时，他总是静静地听着，认真记录，从不打断，也不会中场离会。他做的报告，内容虽有不同的方向，但又有关联，听过几场报告，就会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受到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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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光炽的学生丁抗记得，他俩外出考察时，因没赶上轮船，便向当地驻军说明了情况，搭乘军舰到达对岸。刚下军舰，他俩就看到有黄包车，为节约经费，也为了赶时间，便跳上黄包车。军舰上的战士看到了这一幕，认为搞科研的怎么会坐这种车?以为遇上了骗子，就去追赶他们。照丁抗的说法，当时，他们可谓是落荒而逃。过后，气都笑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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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光炽总是用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感染着周围的人。他见到邻居胡启恒就开玩笑:“咱们这栋楼可不一般啊!”“怎么不一般啊?”“你看，一进这栋楼，左边姓胡，右边姓涂，不就糊涂了吗?”他与楼上的傅秋平打招呼:“顶头上司，你好吗?”单位组织文娱活动时，涂光炽总是主动唱歌。2006年，地化所40周年所庆，因为节目丰富，时间拉得有点长，涂勘担心爸爸的身体，多次提醒他早点休息。他却一再说:“等等，他们还要我唱一首呢!”他一会儿用俄语唱《红梅花儿开》，一会儿又唱英文歌，一会儿又唱中文歌，大家不停地叫好，他也好开心说，我们老两口经常自娱自乐，下次开party时，欢迎大家一起来，我还有好多歌献给大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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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涂光炽和蔡凤英商量，将获得的“贵州省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20万元全部捐献给地化所扶贫点水城县发箐乡海螺村，建立“光炽希望小学”。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水城县人民政府出资了10万的配套经费。目前，“光炽希望小学”运转良好，一些爱心人士也加入到捐款、捐物的行列之中，孩子们不负众望，从这里走出了好几位大学生。

风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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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涂光炽深知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他常说:“不能简单地培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而是要尊重学生的选择。导师要做的仅仅是提出方向性的建议，教会学生如何在漫无边际的科学研究领域中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培养学生如何开展科研工作和真正获得科学发现，督促学生注重野外调查，注重实验模拟，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成为德才兼备的科研人员。”他举贤荐能，并在治学和做人方面影响着他的学生，其40多个学生都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6年，当欧阳自远有幸从众多竞争者中被自己非常崇拜的涂光炽录取后，站在涂光炽办公室里，竟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涂光炽亲切地说:“请坐，很高兴你有志于研究矿床学，你想做哪方面的研究?”欧阳自远顿感一位挚友在倾听自己的心声，便毫无拘束地说起了自己希望以长江中下游夕卡岩型铜、铁矿的成因与分布规律为题目，重点解剖安徽铜陵铜官山一带的夕卡岩型铜矿和湖北阳新、大冶的夕卡岩型铁、铜矿的设想。涂光炽点头说，很好，就做这个题目。接着便安排了欧阳自远的研究工作计划。

  欧阳自远按照涂光炽的要求，无论是野外采集标本，还是获得实验成果，他都自己动手，通过实践，不仅了解了仪器的工作原理，又学会了操作，更加深对数据的获取和可靠性的认识，还学会了更好地把各种现象联系起来寻找规律，进行文字总结，向全室作相关问题的报告。这些严格的训练，收获了他一生中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为他成为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提供了富贵的经验，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托中科院地球化学所组织“低温地球化学”项目立题论证答辩会议。这个项目分5个子课题，每一个课题由一个小组申请。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低温地球化学”项目负责人的涂光炽强调，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认为“倪师军虽然不具备申请子课题负责人的条件，但他在答辩会上的汇报已经赢得了评委的认可，所以，倪师军完全可以担任第5课题‘沉积物埋藏成岩过程活性元素低温地球化学行为研究’负责人。”最终，这个课题成果获得了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的重要成果。这是倪军学术生涯中第一次担任负责人的课题，也是年轻时期起步的第一个学术台阶。

  涂光炽对现任加拿大环境部大气与气候科学研究署官员、稳定同位素研究实验室负责人的黄琳来说更像一个慈父用呵护和关爱洒在子女的人生之路上。她记得1986年，随中科院地化所代表团出席法国参加花岗岩地球化学研讨会，涂光炽帮她逐字逐句校正发音，修改讲稿，那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和专业精神永远刻在她的记忆深处。从那以后，她不仅要求自己，也鼓励她的学生及博士后，对每一个报告和讲座都要全力以赴。因为她深知，做学问研究是一种追求严谨，追求完美的过程，需要无数人传承接力。

  黄琳岀国后，涂光炽与她之间的交流酷似父女聊家常。更多的时候是黄琳在说，从学习、生活到文化适应，就像一个离开家门很久的孩子想把所见所闻，包括所有委屈和挫折、得意和骄傲，一股脑地都叨叨给父母。涂光炽总是在静听之后，用些认真而幽默的语调对应，说到兴头上，两人还会情不自禁对着话筒唱歌。

  陈衍景知道涂光炽从不在任何场合赞誉某人发表了多少文章或在何种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一般也不会询问或推荐学生发表文章。相反，涂光炽多次对以论文数量或刊物级别评估研究能力和贡献的做法表示不满，他关注的是观察到了什么现象，得出了什么认识，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且他对不是自己亲笔所写或亲笔大量修改的论文、著作，绝对不署名。陈衍景在编写《中国绿岩带型金矿床》等著作或论文时，因为得到了涂光炽的很多启发，借鉴了他的好些理念，所以便邀请涂光炽作为作者之一，涂光炽却调侃地说“陈教授的绝世之作，涂某不敢高攀”，或者“我虽然现在完全赞成你的观点，但恐以后有变，不好收场”，加以婉言谢绝。

  1985年的一天，涂光炽走进办公室，非常高兴地对学生丁抗说:“小丁，我今天干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我结束了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行政历程。”丁抗满是疑惑地望着他:“我在广播里听了您辞去所长职务的讲话。那您以后干什么呢?”涂光炽以平濙而认真的语气说:“小丁，你知道什么是学者吗?”当时丁抗未能回答。但历经20多年，丁抗真切地感受到涂光炽用他的治学生涯、科研成就、为人处事体现出学者的崇高:学者无需用权力来显示他的威严和力量，他拥有的基于真理和正义足以折服权力所不可触及的人心;学者也无须用金钱来显示他的财富，他所代表的精神和所拥有的知识从来就是人类进步和社会财富最大的源泉;学者更无须荣耀的头衔、艳丽的光环来标志他的成就和贡献，他以辉煌的智慧和不可撼动的执着记忆过去、召唤未来，将社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连接在一起。岁月可以轻而易举地抹去辉煌的称号、荣耀的头衔，却总是使这些铭刻在人类进步史上的丰碑更加灿烂坚实。只有学者的精神、学者的智慧和学者所建立的知识可以被历史久远地承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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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光炽认为，每个人的内在兴趣是不同的，导师和组织管理人员，要团结持不同意见的人，善于发现并看到每个人的长处，肯定他们在事业中能够发挥作用的位置。

  曹裕波从学术兴趣转移到思想文化领域，就得到了涂光炽的大力支持:“你有这个想法很好啊，但在教育处工作要能坐得住，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要做。”当曹裕波想调至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工作，随后又发现，需要讲授的课程自己并不喜欢，便希望能够去广州所工作。几次三番，涂光炽都不反对。1990年底，在广州所科技处从事基金项目管理工作两年的曹裕波，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地化所广州分部获得国家基金层面上的项目名列全国科研机构第一名。涂光炽专门致信广州分部领导表示鼓励。两人相遇时，曹裕波难为情地说:“我不是您的好学生，没有继承您的地球化学专业。”涂光炽严肃地说:“管理也很重要，你现在是管理专家，科技管理就是需要既有专业背景又有管理知识的人来干。”听到这话，曹裕波多年来对导师的愧疚之感才开始有些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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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中国通过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大会，向世界宣告:中国科学界的最高学术群体将在建设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这次大会，涂光炽当选为继竺可桢、尹赞勋之后的第三任地学部主任。此后在长达15年的地学部主任岗位上，他作为主动咨询的发起者，率领地学部领导班子在地球科学重大问题和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紧迫的问题上全方位的开展工作，向国家提交了多项具有重要价值的咨询建议，如“地学发展若干问题与对策”“上天入地下海——地学新技术新方法”“关于三峡库区移民问题考察报告”等，为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宏观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谋工作，从而使地学部成为一支活力十足的院士队伍。

  4

  2003年10月，涂光炽在成都参加“峨眉地幔柱与资源环巔效应学术研讨应邀到成都理工大学为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大学生要注重实践能力的提高，并举例说:“我们买了汽车，大多数人会驾驶而只有少数人会维修，车坏了就送进修理厂维修，而很多美国人自己有一套修理工具，车有小毛病都是自己修。而且，更重要的是，小孩子也参与其中，这不是一个修理问题而是一个从小就重视动手能力的培养的自然过程。”他希望，大学的实践教学，应该重视动手能力的培养。

  1992年，涂光炽请李朝阳作为副导师帮带博士生。李朝阳请教他应该如何带?涂光炽想了想，认真地说:“一专多能，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学生的学术观点，不要强求和导师一致，只要他能自圆其说。”李朝阳琢磨后，发现“一专多能”培养目标明确，“一专”就把“创新”独立承担科研任务都包括进去了，只有“多能”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倡导学生有自己的学术观点说明涂光炽有宽阔胸怀和学术民主的理念。涂光炽不愧是做导师的典范。

  尽管涂光炽的每个学生都找了1～2个副导师，但他还是认真履行导师职责。他每次回到贵阳都会仔细听取自己的研究生的汇报，包括论文进展、存在问题提交论文的大致时间等，然后有的放矢地进行指导;对于研究生已经提交的论文，他都要仔细审阅，提出修改意见;他亲自参加每个研究生的答辩会，听取评委们的意见。

  涂光炽在担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理事长期间，为奖励年轻科学工作者，他倡议设立了侯德封奖，鼓励了近百名青年地球化学工作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许多青年学者请涂光炽推荐申请求职、出国留学、科研项目，只要符合条件，涂光炽几乎是来者不拒。当涂光炽了解到陈景衍的优势后，将他从北京大学调回贵阳地化所做研究，继而又推荐他到广州地化所组建成矿动力学重点实验室，随后还支持他组织申请国家973计划项目。他先后推荐了多名青年学者申报国家973计划，并出谋献策，期望青年学者早日担当国家重大科研计划的重任。

  2007年3月的一天，涂光炽病了，身体极度虚弱，蔡凤英照顾他吃了些药，正准备休息之时，他的学生周怀阳带海事局的两位同志来找他，他不让蔡风英告诉周怀阳他们自己生病的情况，坚持给他们谈了2个多小时。然而，这却是涂光炽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课。

  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涂光炽，一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余热，另一方面主动支持继任者干好工作。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1次香山科学会议上，任执行主席的涂光炽，非常重视对成矿作用的学术探讨，提出了优势与对策，评述了相关元素与金属矿床的作用与关系，强调了大力促进各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与科学研究。充分发挥了高层专家的作用，使有关争议的得以部分解决，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类似这种利用各种会议、科研项目、考察研究组织课题研究，促进科研发展的工作涂光炽做了很多很多。

  刘丛强是涂光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招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担任地化所所长之后，涂光炽作为该所名誉所长给刘丛强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当刘丛强向涂光炽征求意见时，涂光炽笑呵呵地说:“我这个名誉所长就是名誉了，不管实事，向我征求意见，不如你自己多想想，多和领导班子商量，做出的政策和决定，我同意、我支持。”

  1991年10月，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名誉所长的涂光炽，在为全所科技干部作题为“地化所方向任务发展战略问题”的报告，即将结束时，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以后回地化所来，不要再谈方向任务了。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座的年轻同志们来做，包括所的方向、任务，也包括国家一些重大课题、重点课题都应该由在座的同志们来做。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表一个态，我以后回到地化所就做两件工作，一个是和我的研究生多谈谈，另一个是我和参加超大型矿床、低温地球化学、金矿工作等同一个课题的同志多交谈。”他还鼓励大家，“这次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讨论重点项目时，有一个项目叫作‘非生物成因天然气’，已经批准了，提出这个课题的是兰州地质所的王先彬同志，他才40多岁。另外一个课题地幔流体’，这次也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也是50多岁的同志提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同志多数都是50多岁的人，完全可以提嘛，只要你提得有理有据就会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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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涂光炽针对地学工作者提出8句座右铭:设想要海阔天空，观察要全面细致;实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客观周到;立论要有根有据，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文字要言简意赅。他说，这八条座右铭是互相联系和制约的。面对当前，还要着眼于整个地球亿万年发生的事，不可拘泥一时一地、一草一木。要大胆设想，勤于思考，关于联想、对比、推论，立论时有根有据，分析时客观周到。固体地球科学涉及地球及邻近天体各圈层，上下数亿年历史，从目前科学水平看，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未知世界还很辽阔，因此，结论不宜说得太死。但这绝非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科学工作者应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阐述自己的思路、成果和结论，无论是口头或文字表达，都要力求简明、扼要、确切、中肯。而“关于观察、实验、分析、表达、立论等五条的提法，我认为科学界是会同意的，但另外三条，即关于设想、推论和结论的提法是否恰当，我本人没有把握，希望引起讨论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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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初，涂光炽作为责任人申报的“与寻找超大型矿床有关的基础研究”国家攀登项目，经过了半年多的立项论证，总是未能最后敲定。有同志提出建议，请涂光炽去找他的熟人、国家科技部某副主任谈谈，争取尽快立项。涂光炽口回绝，说:“某副主任我确实熟悉，但为了我们的项目立项去找他，我不干，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去找他。”拥有这种现成的人脉关系，却从不徇私。涂光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强烈反对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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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学发展史上，涂光炽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地学大师。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奔波于祖国的山山水水之间，考察了上千个大大小小的矿山，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及大洋洲的多个典型矿床，精心地破译着地学中一个又一个的密码;他引领了中国地学诸多方面和分支科学走向世界，实现了多个第一——第一个在中国开设地球化学课程、第一个实现矿物合成成矿实验的华人、第一个除美国之外在同时期建立系统较为完整的近代地学实验室、支持李璞建立中国第一个同位素地质年代实验室、第一次在我国正式科学文献中提出“环境地球化学”这一科学术语……他取得的累累硕果赢得了多种荣誉，承载起多付担子——1978年，当选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首任理事长，1979年，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第三任地学部主任;1983年，他领导的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课题组获“中国科学院野外工作先进集体”称号;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1986年，被美国地质学会授予终身会员称号;1987年，当选为贵州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贵州省先进工作者”称号;1997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被明尼苏达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授予“菜誉科学博士”称号，成为贵州省首批省管专家;2003年，被聘为中国核学会铀矿地质学会荣誉主任委员;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

回 家

  历史长河中的一颗亮丽的星辰在历经87年后陨落了。

  2007年7月31日，涂光炽的心脏在北京协和医院永远停止了跳动，山地呜咽，江河哭泣。各国的唁电纷至沓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来了，四面八方的亲友来了，科技战线的同事来了，学生、群众来了，他们向地学大师做最后的告别。

  2017年8月8日，贵阳看到了，璀璨的星空，一颗耀眼的流星划破浩瀚天空呼啸而过，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星星眨巴着晶莹的泪珠行注目礼送它飞向天际;贵阳听到了，墓地海天园内，萨克斯清纯悠扬的清音，让人沉静温柔，层次清晰的音质，倾诉如歌岁月，反复抒情的音调，抵达心灵深处，传递家的温馨和幸福。涂光炽在这里伴随着《回家》的乐曲步入天堂，回归自然……